低调温州人终究还是低调的，即使他们的城市正当炙手可热。
他们不善表达、不善理论、不善总结，他们总是用自己的实践为别人的理论创新提供最佳的佐证。
事实上，当饱尝创业初期艰辛的温州人受到集中火力的表扬时，他们依然选择一心一意地埋头挣钱。
所以，各类媒体不吝笔墨地大肆宣扬温州模式，但一些颇具典型性的事情却在毫不张扬地默然推行，若干年后才浮出水面。
第一所民办全日制学校——乐清七里港高级中学开学，从此社会各界将投资目光聚焦民间办学。
温州政府以保中间，放两头，活全局的办学思路，推进民办教育的改革试验，形成市场需求主导、投资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和学校管理规范的民间办学特色，成为国内四种最富代表性的民办教育模式之一。
股份合作企业在温州的践行是另一个秘而不宣的故事。
1985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河南日报》消息： 临汝农村兴办股份合作企业河南临汝县出现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形式——股份制合作。
就是合股经营、按股金比例分红。
资金可以入股，土地、厂房、牲畜、车辆等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技术均可以计价入股。
村民以入股形式参加股份制合作企业后，获得的股权证，上面标注了其所持股份。
从这篇不到120字的文章里，临汝当年股份合作企业的兴盛清晰可见。
但是，如能撩开历史的迷雾，温州实践这个新思想其实已百年有余。
有据可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朝。
瓯海区泽雅纸山一块清雍正四年（1726）楷书纪年题刻上，详细地记载着山民凑股份兴造碓坊造纸及如何分担费用。
而在泽雅塘宅村一古老碓坊旁发掘出的一块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石碑上，则清楚地写明潘子玉等7人合股建造一座碓坊，为明确相互间的权责，特立碑为证。
若读出这样一段渊源，那么日后股份合作在温州历史上的数次演练便不那么突兀和难解了。
就在温州模式被大张旗鼓地宣扬的1985年，温州人依着这低调的个性，开动马力，在原始的股份制模式下去挣取更多的钞票。
20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股份合作经济的雏形在温州农村逐渐形成。
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在这里诞生。
在桥墩这个贫困的小地方，牙医吴祖宗在桥墩卫生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工作，生活波澜不惊。
这一年，几个做啤酒批发生意的朋友找到吴祖宗。
他们看中了当地丰富优质的泉水，想创办一家投资35万元的啤酒厂。
由于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依旧对私营企业紧闭大门，朋友们来找吴祖宗筹措办厂费用。
朋友们对啤酒厂未来宏伟蓝图的激情描述，令吴祖宗怦然心动。
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吴祖宗被推选为厂长。
可是，35万元岂是小数目。
啤酒厂发起人陈绍准与人合伙卖水产，一个月收入是100多块钱。
野生大黄鱼时价08元一斤，35万元对于普通农户是一笔巨大的资产。
为解决资金问题，吴祖宗带头以5000元一股入股，并广招股东，81个农民筹集到了375万元启动资金。
这种股份合作方式与清末民初温州人陈虬在《救时要议》中建议提出的愿入股份者，先将货物按时酌值，计数给予股票，待出口销售后，所赢子钱若干，照数派还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