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的问题迎刃而解。
而按照不成文的习惯，办厂需要找挂靠单位。
合股创办的企业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既不属于国营，也不属于集体，啤酒厂的定性成了难题。
没有单位敢让啤酒厂挂靠，吴祖宗几次三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成功。
最后，还是桥墩工商局欺上瞒下，给啤酒厂办了一张临时营业执照。
没有挂靠单位的啤酒厂却因祸得福。
摆脱了束缚与掣肘，啤酒厂毫无顾忌地大胆推行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在此基础上正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厂长的权利与义务。
初生的啤酒厂并不顺遂。
资金估计严重不足，股东们不得不再次筹集资金；企业性质终究未定，要抓吴祖宗的传言甚嚣尘上，他的儿子痛哭着求父亲不要冒险；啤酒酿造出来，南北两面的国营闽东啤酒厂和平阳啤酒厂虎视眈眈，行夹击之势；销路难打开，有股东见势不妙，闹着退股。
以下的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 一个春夜，吴祖宗和13位核心股东在小溪边，按古老习俗烧香盟誓。
赤膊的吴祖宗吼着问大家：有没有信心？众人齐声回答：有！真正让啤酒厂血脉畅通的转机出现在1987年。
市委书记董朝才带队在瓯海、苍南考察时，常有人们问，我们到底算什么企业？就在从苍南灵溪到龙港调研路上的一辆面包车里，董朝才提出，对这些非驴非马的企业，要定一个名。
他对调研组的人说，过去有股份企业，有合作企业，我们把股份和合作合在一起，叫股份合作企业，把集体企业的利益给它，把私人企业的利益也给它。
在董朝才提议下，温州出台《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文件一出，桥墩上上下下都在说，上头认可了啤酒厂的做法。
同时，个体私营企业在贷款、征地等方面有苛刻的限制条件。
没有集体性质的桥墩门啤酒厂根本无法和国营企业竞争。
股份合作制的定性，让啤酒厂享受到政府的扶持，受益匪浅。
1990年前后，5000元的一股就能分到1000元的红利。
啤酒厂的柳暗花明，成为中国式经济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处于主流、游离还是被边缘化的企业，都割不断与政治的千丝万缕。
政府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关键资源配置者，企业为遵循游戏规则和资源配置的市场主体。
能够得到政府的庇护，对于企业无疑是得到了一张免死金牌。
因此，温州首创的股份合作制恰恰体现了中国改革的中庸特色。
就是这种非驴非马的产权制度，因角色尴尬反而避免了被卷入利益冲突的格局，在体制外获得了存活的氧气，并出乎意料地完成了改革的目标。
另一方面，温州模式难懂，某种程度上源于外界对温州的认识始终流于表面。
很多人能亲眼目睹温州街巷充满的火热奇景，能亲身深入户户闻机声、家家办工厂的生产现场。
但无论是投资教育、涉足出租车私营化，还是首创股份合作，很多展现温州人积极、开拓和创造性的举措却难以被挖掘发现。
本来只关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却引来沸沸扬扬、毁誉参半的各种评论。
从姓资姓社到姓公姓私，从资本外流到模式生死，温州被层层贴上黑白迥异的标签。
支持者将其描述得天花乱坠，批驳者把它批判得臭气熏天。
结果便是，温州模式在神化和妖魔化间左右摇摆，持续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