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县两级政府派出相关部门所有人员，也根本无法应付，只能将代表团从车站接到宾馆就再无法顾及。
至于1986年到底来了多少人，谁也无法准确统计。
而到头来因为接待不周得罪了不少客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来的客人实在太多，凡是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下的干部，不得不委屈地被安排在招待所集体澡堂过夜。
人流如潮，温州告急；取经的车辆堵塞了浙南的山间小路，车祸频频，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文件，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严格控制到温州市参观的人数和批次。
热闹的温州被熙攘的参观者搞得吵吵闹闹。
可是温州之外，一群人舒服地借助温州日益响亮的名头而脱颖而出。
一名在云南大理经销草编制品的苍南灵溪人，在大理街头转悠了半年也没卖出几张草席。
眼看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情急之下，此人来到大理州政府表明处境。
接待的官员一听他来自温州，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刚从温州回来，你们温州人就是会做生意。
说罢，就给广播电台打电话，要求播放温州人在大理销售草编制品一事。
结果这位苍南人将积压已久的草编制品搬到政府门口，几天内销售一空。
回家后，他特地到市政府，激动地讲述了这次终生难忘的经历。
改革精神温州，一座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与政策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城市，能给人留下日新月异的印象，也总是让人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但有一点事实毋庸置疑： 温州的官僚体系和政府，因着改革而拥有较高的社会认同。
有人为此归结原因为，温州政府内部的精英与知识分子实现了真诚的衔接，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存在于政府内部，他们拥有双重身份。
温州经济的现实，使这些人坚信，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到政府体制，都可以通过温和渐进的方式进行，对现有秩序的摧毁，无益于所有阶层的利益。
正如，即使无法得知看到费孝通的文章后，董朝才心里会有怎样的滋味，但无可辩驳的是，这位原本对私营经济心怀质疑的新任温州一把手此时的心态正在转变。
讲述温州的民营经济传奇，董朝才是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任温州市委书记的5年里，他用自己的行为方式赢得了尊重，也给人生增添了另一种色彩。
上一年（1985年）12月24日，西方平安夜，袁芳烈有些落寞地平调回杭州。
4年的成就并没能得到上级的认可，他在任时搭建的班子也遭遇冷落。
而接替者董朝才临到温州前，省里高层再三嘱咐的一句话是：你去要搞活国有企业，把温州的做法全面改变过来。
这场政坛的人事变动吸引了温州人的关注： 董朝才有前任那么开明吗？温州的私营经济又将走向何方？敏感的温州人觉得天变了，大批资金不敢贸然投资扩大再生产，而转向消费，豪宅成片，赌博盛行。
董朝才上任3个月，把袁芳烈的幕僚们丢在一边，跑国有企业，搞调研。
他要求银行50万、100万地贷款给国营厂。
但结果痛心疾首，国营厂依旧杂草丛生，人浮于事。
他一共跑了7家国营企业，结局不出左右。
最后，董朝才算了一笔账，国营企业每投入10元，产生的效益最多为1元；私营企业10元的投入，产生的效益可达8元。
经济势力在国营企业、民营企业的博弈中悄然改变，聪明的董朝才明白顺势而行的道理。
终于，被冻结的袁芳烈选用的干部重新上任。
1986年6月，这位性格内向、不善辩论的书记在干部会上，坦率地表达了想法： 一种经济形式占支配地位，当然要达到一定比例，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经济形式非要达到比重上占多数的地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