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审视整个事件中温州市政府扮演的角色，不难发现政府行为有时就是这样难以理解。
凭借一腔热情的整顿和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引导规范一地的经济，反而扼杀了经济的活力；用计划经济来指挥新生的经济力量，无法企及的调度能力却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有如此文字：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而只需把自己的功能限制在提供公共安全和保障产权与公正规则的实施上……温州的改革被称为是一次‘自费改革’，它在没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权’、‘政策资源’条件下，自发自觉、从下而上变革经济。
所以，八大王事件之所以有价值，就正是因为它将拉开我们正要描述的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史中政府观念转变的序幕。
也就是因为政府态度的趋于明朗，民间经济力量在与地方行政力量冲突了几个回合之后，双方终于达成某种无言的妥协。
打击八大王之后，事件高调处理的副作用与活生生的现实刺激着以袁芳烈袁芳烈（1929—2009），山东沂南人。
袁芳烈担任温州市委第一书记、书记后，在当时温州情况比较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工作比较艰巨、困难的情况下，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平反八大王冤假错案，扭转了温州派性严重、治安混乱、干部群众信心不足等状况；在经济上结合温州实际，提出大力发展民办工商业，引导人民群众创业致富，在全省首先推行包产到户，为温州模式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首的温州市政府官员的神经。
数字证明了事实： 打击个私经济，低压电器生产和销售步入低谷，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
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为－17％。
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生活更加无所适从。
袁芳烈等人开始反思。
政府对自发私营经济态度也由无所适从、时紧时松，到无为而治，直至顶住压力极力保护民营企业。
从此以往，历届政府一直用抽象规则，以此保护个人自由领域不受侵犯，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
正是由于政府的放手，温州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私营企业从此再未受到致命的冲击。
解冻的形势，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
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
而温州，这个名称本身，也借助本地民营经济的激扬超越了地理的局限，放射光芒。
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温州市区著名风景点江心寺门口有一副对联：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岁月，如潮似云。
历史上，数十年乃至千年，温州曾是一个极易被人遗忘的地方。
在中国浩瀚版图上，这里是蛮荒而不起眼的角落，置身于中原经济发展和文化主流之外。
而温州人描述自己的生存环境，喜欢用浩浩东海，巍巍雁荡来形容。
东海、雁荡作为大海名山，名气确实远盖温州。
但是，东海的狂风恶浪，日夜不停地历练出温州人不屈的求生存的意志；雁荡山的骇人眼目，磨砺出温州人为生存搏斗的坚强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