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书记变调了！温州人振奋地奔走相告。
远在杭州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温州除此之外，无路可走。
老董绕了几个月弯子，上道了。
但也有人痛惜地捶胸顿足，他们把董朝才的言论寄到北京，称之为《温州的资本主义宣言》。
敌意和攻击随之而来。
马津龙说：董朝才任上5年，风风雨雨就没有停过，民间有句话：‘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
’温州的问题，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识形态挂钩。
但董朝才顶住四面八方的压力，力图给温州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因为有董朝才的同意试点而不至于胎死腹中。
方培林的私人钱庄一度停业，又是董朝才手写批条，让工商部门违规发展民间金融，才重新开业。
他领导草拟了8个地方性行政法规，保证私营企业的合法经营。
他为温州争取到实验区的批复。
即使在整个国家民营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的1990年，董朝才也顶住省里要求写报告请求中央撤销温州实验区的压力。
董的回答是：要不要撤，由中央定；要写报告，你写。
1990年1月，任期未满的董朝才突然离任，被调到省体改委。
董朝才离开温州那天，是个下雨的夜晚。
晚上10点，他去了温州蒲鞋市小商品市场，那里依然灯火辉煌。
他的脸上有了笑容，喃喃地对前来送行的官员说：要是中国到处都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
而离职后的10年里，董朝才也一直想不明白，自己究竟错在哪里？2006年2月20日凌晨，董朝才悄无声息地走完了74岁的人生里程。
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纪念文章称，这位为温州的改革开放把官帽子放在桌子上随时等候上级来摘取的市委书记赢得了温州人的衷心爱戴和怀念。
2月22日9时起，细雨蒙蒙，杭州之江饭店大堂里，聚集了众多开夜车从温州自发赶来参加告别会的人，他们之中既有和董朝才并肩工作过的政府官员，也有在他扶持下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
革命的中心时代真的变了，整个国家都在巴望着能有更多的突破。
国际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许是最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份美国报纸，它总是会在合适的时间登出恰当的评论，比如1986年1月9日的《中国悄悄的革命》： 毛去世才八年，邓小平已使中国重新恢复活力并改变了面貌。
邓小平先生似乎是施政方面的最大务实派。
他采用行之有效的办法，摒弃毫无成效的方法。
根据这种观念，他正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悄悄改造中国。
……改革从那里自然地扩散开去。
用农业所得创办轻工业，从乡村扩大到市镇及城市。
邓先生上台后，工业产量也急剧增长。
重工业仍由国家经营。
但是私人开办轻工业受到鼓励。
革命已经发生。
它使中国得到了新的活力。
它正在为共产主义重下定义……它进行得那样静悄悄，以致遥远的世界的另一边几乎没有注意到。
革命的中心应该是在江浙一带，尤其以温州为甚，那里跳动着太多不安分的因子。
两年前，杨嘉兴还是一家街办企业厂长。
那年夏天他运气不错，从太原重型机器总厂订到很多业务。
可是工厂资金不足无法组织生产。
当他向温州几家银行申请几万元贷款时，这个地位低微的街办小厂厂长一次次被断然拒绝。
理由简单明了： 国家银行没有向街道企业发放贷款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