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履行合同，杨嘉兴只能以高息向社会举债，而赚得利润大部分贴补了利息。
之后的两年，他不停地思考： 能否办一家面向街办小企业、个体户，没有门槛的民间银行？他的想法得到鹿城区委书记王思爱的肯定。
王是位思想开放的领导，他表态说：这有利于区街企业发展，你们大胆去试，需要我支持，一定尽力。
1986年新年刚过，杨嘉兴兴致勃勃地赶到温州市人民银行咨询。
没等话说完，对方明确表示： 办私人银行完全不可能。
被泼了冷水的杨嘉兴并不死心。
他租下三层楼的临街店面，联络了8位股东，筹集318万元资金，向鹿城区工商局申报执照。
在王思爱的支持下，杨嘉兴领到了临时工商营业执照。
然而开业在即的前两天，人民银行态度强硬地下了最后通牒： 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
他们，没有半点可以通融的余地。
杨嘉兴的搭档心怀岌岌，连忙抽回资金。
一位请来的银行退休会计，看到人民银行措辞如此严厉，告诉杨嘉兴：我不干了，再搞下去会坐牢的。
金融不比其他，你也要小心点。
杨嘉兴一时陷入绝境，进退两难。
他又找到王思爱。
后者的态度没有变，但这已超出职权范围。
王思爱建议杨嘉兴去找官更大的市委书记。
杨嘉兴并不认识董朝才，只在电视新闻中知道董住在市政府招待所。
1986年10月29日清晨，杨嘉兴来到市政府招待所苦等，一直到晚上，才等到董朝才。
在二楼董的房间，近50分钟的时间里，董朝才耐心地听完杨嘉兴关于信用社的规划后，给人民银行主管领导打了电话：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就让杨嘉兴先来试点。
1986年11月1日信用社开业，市民成群结队排队存款，当天吸收存款30多万元。
温州老百姓还给信用社送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雪中送炭银行。
不过，当时董朝才的苦涩为人所不知——抬会风潮余波未平，作为书记的他承担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无独有偶，6天之后，中国第一家私人独资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东风信用社正式挂牌。
信用社创立者苏方中，一夜走红，若干年后还被某些媒体和机构选入《共和国之最》予以广泛宣传。
苏方中一副儒雅、清癯、为人谦和的样子，与他接触的人会认为他更像一个书生，而非企业家。
当时他是东风家具厂厂长。
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家具业尚未形成气候，一家独大的东风家具厂赚得钵满盆满。
而与当时大部分冒出来的企业家不同，苏方中绝非小富即安之人。
书生气质的他其实野心勃勃。
在温州农业部门以及市体改办的鼎力支持下，苏方中继杨嘉兴之后也创造出一个全国第一。
事实上，对于信用社的建立，国家的控制仍然十分严格。
口子的松动并不意味着无的放矢，政策门槛依旧以国家、集体为主要导向。
比如政策规定城市信用社必须以机构为主，个人投资不能超过10%等。
这些严格而规范的规定，在精明的苏方中看来并非无机可乘： 东风信用社依托于他的东风家具厂。
这是一家企业——即使全部由企业控股，他个人不占任何股份，也和他个人控股并没有太大区别。
苏方中异常珍视这难得的机会，肆意地享受着财富制造的快感。
东风信用社的发展速度也远远快于当地的官办金融服务机构。
原因其实很好理解： 第一，温州人有做生意的传统，大多数农民没有存钱的习惯，担心国家政策有什么变化，钱存在银行里就露富了。
第二，国家金融机构官本位，手续繁杂，常常吃拿卡要。
民营机构服务周到热情，彼此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信誉。
第三，民营金融机构还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优势，他们对周边情况轻车熟路，甚至清楚到谁家里的2万元钱有4个小时的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