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雷区温州几十年的传奇，因大起大落引人入胜。
大起是时势造英雄般的华丽，大落则是遭遇十面埋伏般的悲壮。
苏方中只是这大起大落中看得见的冰山一角，温州地下金融违规操作早已如野草燎原之势，无孔不入。
这些资本游走于法律边缘，一不小心就踏入了雷区。
无限的能力加上无限的欲望，其结果不是一场大胜利，就是一场大灾难。
两年前，短命的方兴钱庄只开张了一天便由地上转向地下。
但温州人历来胆大，既有明中勇也有暗中谋。
禁令并未威慑到活跃的民间金融。
在明令禁止下，一场金钱游戏悄然发生，最终疯狂地演变为一场人为的金融大灾难。
大灾难后，一个名叫郑乐芬的女人，一个死刑犯，38岁痛苦离世，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作为灾难主角之一，郑乐芬不幸成为政府决力整治的靶心。
这位温州妇人在潜逃百天后被捕，5年后被判执行死刑。
其丈夫蔡胜南潜逃一个月后主动自首，被判无期徒刑，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小命。
这夺人性命的金融游戏，当地人称为抬会，实际上是对温州一带民间融资活动的笼统称呼。
所谓的抬会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流行于乐清城乡。
那时作为民间互助筹资融资方式，资金投向主要用于满足生活消费。
随着规模扩大，以及资金投向生产经营资金的垫支，久而久之，便产生出一些食利阶层：抬会会主。
许多灾难后，负债累累的家庭，都或多或少源于郑乐芬，或者和郑乐芬一样担当会主的温州妇人。
如今仍有不少人对会主抱有复杂的怨恨与偏见。
若客观追论金融风波的始作俑者，与其将全部责任归咎于这些会主，倒不如说这场本不该发生的错误源于当年温州民营企业的迫切融资与国家尚未对私营经济开放的金融政策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成为抬会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长期在夹缝中成长的温州民间资本，早已习惯了靠嗅觉逮机会。
村长玩钱的故事，讲的就是一位村长在一天之内，轻车熟路地玩转好几万元： 一早开门，迎来愁容满面的小老板。
这位老兄希望村长借他1万元进货。
讲好了利息，村会计还没来。
村长微笑地应承了下来。
他知道，他家隔壁的邻居手头有一笔2万元的现金。
这个时候是上午的9点。
9点5分，村长找到了邻居借钱。
邻居说这笔钱动不得，在武汉跑供销的儿子还要拿这笔钱买材料，下午2点汇出。
村长讲好用这笔钱，只需要周转到午休后的银行营业，并且强调了这次不超过4小时的周转，他支付利息。
9点35分，经营日杂的老板拿到钱，高兴地到了市区进桂圆干等干货去了。
10点，有人给了村长2万元，让他周转出去生息。
此时，村长并不打算把钱还给邻居。
他把其中的1万元放贷给了一位求贷者。
这样这笔2万元的钱在几个小时之内，被有效地利用了几次。
2点之前，要汇款给武汉做生意的儿子的邻居准时拿到了现金，也拿到了利息。
倒腾的奥秘在于利润。
国有的银行、信用社贷款的月利率是： 活期024%，5年存款为078%，贷款利率是15%，在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息基准是3%~5%。
利润正是利率的差价。
不知名的村长凭借简便的手续，灵活的利率，承借人的偿还信用盘活了资金。
故事表现出温州人的精明与灵活。
也正如抬会通过以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优惠吸收存款，再以一个合理的贷款利率放出贷款，通过利率差赚取费用，这本身无可厚非。
同时，也不能抹杀抬会对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给艰难发展的温州私营企业提供的帮助： 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超过3亿元，成为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
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
因替美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名噪一时的陈加枢回忆：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