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抬会以信用作基础，其在法律保护上的缺失将成为其短板，制约着这种信用金融的未来发展。
若遭遇信用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将成为不可避免的注脚。
1985年，人们沉浸在抬会高回报的片刻喜悦。
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钱涌入会主家中，或许用疯狂来形容都不足以表达当时的情境。
机关干部、中学老师，乃至拾荒者，不用别人游说，只要一有闲钱就会将钱放在箩筐里，上面盖着菜叶，趁天黑时挑着一担一担的钱往会主家里送。
经历事件的人描述： 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很快两头的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晚上一间房子全部是钱，脚都插不进，封门派民兵举刺刀看门，人群不肯散去，高呼着要入会，把大叠的钱扔进来，民兵只有用刺刀逼他们后退。
人们之所以如此狂热，那是由于他们被承诺的收益几乎和高利贷相差无几。
按当时最流行的抬会规矩： 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每月付出9000元。
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
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
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第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病态的集体驱使下燃烧起来。
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
丘吉尔说过：我们正处于一个有因必有果的年代。
疯狂之下，1986年的温州注定无法平静。
春天，抬会链条出现断裂崩盘的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
大小会主逃的逃，跑的跑，自杀的自杀。
村民家里哭声一片。
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同样因为抬会，石矾镇一位妇人走投无路，喝下一瓶农药。
临终前她安慰子女：不要难过，我如果不死，债就会利滚利，子孙三代也还不完的。
我死了对你们也是解脱。
病态的抬会体系集体性地瞬间雪崩，所带来的血与泪的教训并未就此打住。
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悲剧不断上演： 苍南几十个讨债的人拿着炸药包赶到一个会主家，逼迫他交出钱来，否则同归于尽；平阳两个会主被讨债者抓住，吊绑在柱子上，用竹签钉入会主手指，用铁钳烧其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作人质抓走；平阳县乡下数百名妇女步行数十里赶到县城游行，要求政府帮助讨回被骗去的钱。
短短3个月，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900多人被非法关押。
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灾难，成为中国民间金融演进史中一个令人心悸和警醒的片断，让经历者难以忘怀。
清醒者在金钱膨胀起来的无穷欲望面前，人的意志力简直不堪一击。
太多的人幻想着一夜暴富。
他们无所顾虑，从而中了自己的埋伏。
当然也有与众不同之人。
为了梦想实现，他们会玩些小聪明；为了资本积累，也会表现出商人的狡黠。
但是面对诱惑，他们又总能保持着少有的理性和出奇的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