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香港《星岛日报》都将治理的重点归结为乡镇和民营企业。
文章写道： 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有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农民丢掉农事，纷纷开办企业，其中以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为最多。
本来，大陆经济在三方面困难甚大，一是能源不足，二是原材料缺乏，三是交通运输困难（先天后天的原因都有）。
加上近些年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冒了出来，占用了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设备，治理整顿，当然包括这些企业在内。
文章由此得出结论： 如果认真清理，大量企业非关门不可。
曾经邓小平跟前的红人年广九都风光不再。
他提前进入了人生的冬季，第三次蹲进大狱。
《芜湖日报》对逮捕理由作了详细诠释： 贪污挪用公款6万余元。
有人质疑： 看不懂账本的年广九如何挪用公款？同一时期，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速度也降到了冰点，进入了诚惶诚恐、惊悸不安的历史性低潮和曲折徘徊期，显得异常脆弱。
一年间，许多企业无端蒸发。
全国数十条温州街、数十个温州村店铺被封，货物被充没，上万温州人逃回故乡。
1989年至1990年，温州经济增长仅为1%至2%。
经济专家却说，实际可能是负值。
企业家既要埋头种地，还要学会抬头看天。
报纸长篇累牍地出现吓人的论调，留心大势的潘挺宇一看就心惊胆战，把我搞成资本家怎么办？这是一场真实版的幸存者游戏。
状况还在变糟，聪明人开始明哲保身而各显神通。
当过去的一切成为历史时，也许就如黑格尔所说的回过头看，都是理性的狡诈。
一种无可掩饰的社会现实逼迫着每个人都必须在正视与逃避间做出选择。
高天乐与朋友飞抵香港创办电器贸易公司。
在朋友帮忙之下，陈金明来到匈牙利，成为最早一批到东欧的温州人。
国内政治形势不明朗，经商环境不乐观，绕道而行率先纵横四海的民营企业家则更有可能享受到国外制度完善、市场开放带来的优惠。
因此，无论是进出香港、还是远赴欧洲的高天乐与陈金明都因地域的变迁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
陈金明家住温州东门，是温州最早的个体户之一。
他自立门户创办小五金制钉厂，很早就积累了万元资金。
初到异乡，他一切从头开始，其中的艰难困苦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
每天凌晨4点，陈金明就背着贩来的小百货日用品到小商品市场占位设摊，饱尝酷暑严寒、狂风暴雨，还经常遭到吉普赛人的哄抢。
有一定规模后，他开始用面包车装满货物，夜里赶路白天卖货，饿了啃面包，困了睡车上，专找别人不愿去的边远城镇。
通过流动摊贩的方式，陈金明了解到匈牙利南部居民的需求。
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小城久洛，他开办当地第一家商场。
以滚雪球的速度，短短几年时间，陈金明从一家起步继而陆续开出30多家连锁商场，遍布匈牙利东南部各个城市。
主动的蜕变才能防止被动的灭亡。
宏观的力量，无论能不能看懂，永远无关喜好，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改革中出现反复甚至回转，是反思中的矫枉过正。
今天看来，的确让人啼笑皆非，但在1989年却是正儿八经的针砭时弊。
如果硬充好汉，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倒不如索性随岸赋形，寻找寒流的盲点，寻求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