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有路子的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但没路子的也不愿意束手就擒。
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深圳打雷，温州下雨。
同样的事，同性质的社会现象或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有领导认为不妥，在深圳吼叫几声就过去了，不会作处理，那里毕竟是特区。
在温州却会下大雨，浇得人灰头土脸，一身污水。
春天，陈道荣不得已踏上了南下的征途，来到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经济特区，与几位台湾商人办起合资公司，自己出任总经理。
逆流中的世界1989年，在新一代世界体系理论研究领军人物阿瑞吉的判断下是20世纪的终点，现代世界体系由此进入混乱、过渡和重组时期。
他集中研究近200年的历史演变后，进一步地指出，西方主宰的现代世界体系目前正陷入危机，走向终结和没落，东亚能否为世界开拓出一条全新发展道路则尚在疑问当中。
这的确是一个疑问。
这一年，日本索尼公司买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新闻周刊》专门设计了一个封面——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
可一年后，东京股市崩盘，楼市泡沫破裂，日本经济从此陷入长达17年的漫长低迷，未能代表东亚为世界开拓出一条全新发展道路。
这一年，因为物质主义的疯狂，外媒少有地以揭短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种种畸形的现象。
改革产生层出不穷的阵痛，商品意识过分的无孔不入，让道德捍卫者痛心疾首。
中国的未来会走出一条怎样全新的道路？一切都似乎取决于人们的心态和理智。
对于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激情飞扬的时代需要一场理性的跋涉。
然而，在1989年的中国，对于理性的把握又是多么的艰难。
意识形态的迷雾、政经语境和政企生态使先富起来的人胆战心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是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
经济特区被上线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诘难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批判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改革开放究竟是拯救中国还是危害中国，是分歧的焦点，连其合法性都遭到质疑。
就拿温州来说，围绕着温州是否是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疑问，范围也还在不断扩大。
1989年10月，浙江省主要领导来温州视察，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公开提出要撤销温州试验区，令董朝才十分吃惊。
董朝才当即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 温州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定的；省委确定的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成员都是省里的领导，温州没有人进入这个班子；改革试验区成绩明显，也没有什么问题；撤销改革试验区，温州老百姓接受不了，他们会以为改革方向错了。
当然，公开与省委对着干的董朝才，其下场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是啊，温州从来都是矛盾的综合体，盛名之下是诡秘，荣誉背后是焦虑，以至于连当政的一把手都前途未卜。
那么温州的民营经济将何以为继？温州人曾经走过炼狱到达荣誉的巅峰，难道只是一次伟大的奠基？英国戏剧家戴维·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
这句话用在那时的温州人身上，似乎再恰当不过。
寒流中，他们经历着社会评介的轮回——从妖魔化到改革榜样再到新一轮被妖魔化的可能——展望着未来的商业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