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
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
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
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
长此以往，温州扬眉吐气，备受瞩目，以叹为观止的节奏走向繁荣。
1978年，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种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
不管文字描述得怎样天花乱坠，温州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
1978年以前，在这个国家经历着大动荡、大迁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时，温州与国家相互间的前途却拉开了巨大落差。
它默默无闻，甚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
可除去一段浮华且值得渲染的历史，偶然交织着必然也能产生出闪光瞬间。
有些人就意志坚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30年的时间内，温州绝对有可歌可泣之处。
与城市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这块希望的田野上。
城市处于权力的中心，它的肌体更为复杂，利益犬牙交错，改革步子始终难以迈开。
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
所处的基层位置给予农村干部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身上的政治属性也让这群人时刻留心并揣摩着权力最高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
正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契约，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才会十分风光地记录进中国的改革史。
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看，1956年5月，温州永嘉就已出现包产到户的端倪。
当时，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目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与戴洁天一起悄悄试验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
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经验在温州地区得到推广。
现在看来，李云河的做法不足为奇，但当时却是大逆不道。
有些人公开发难。
温州地委机关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
不服气的李云河撰写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作为反击。
左倾思潮恣意奔流，这场意义深远的有益实践和顽强探索终究在不到两年后被打入冷宫，匆忙地被打上苦涩的印记。
而两张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则极具创意。
第一张大字报言简意赅，省人代会期间，张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包产到户产品性质： 资本主义产地： 浙江永嘉燎原发明创造者： 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检验员： 林乎加产品鉴定机关： 浙江省委推销员： 浙江日报第二张大字报出现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立场鲜明，文字精彩： 李云河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
李云河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简直被包迷住了心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公开评论，四次点名李云河，指责其做法错误。
最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
之后每次运动，他都被当作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接受批判。
而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13级降为16级。
永嘉县委常委韩洪昌，撤销职务，被当作漏网大右派批判。
永嘉县委农工部秘书长潘长平，开除党籍、公职，送去劳动教养，最终家破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