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悲惨的是戴洁天。
他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项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劳动，其子女的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
当年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如此写道： 被告混入革命队伍，利用职权上之便利，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合作社受影响。
同时被告污蔑粮食政策，农村混乱是粮食问题等等。
正是包产到户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转为领先的沿海地区，将大量闲散人口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
他们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从而直接诱发社队企业的意外崛起。
所以，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逻辑根源上可以从小岗村开始追寻。
那么，如今唯一能告慰李云河等几位当事人的是，他们先知先觉的改革尝试比安徽小岗村农民惊天动地的包产到户实践，整整早了22年。
李云河农村试验田中途夭折，可未杀鸡儆猴，斩断温州人革新的基因。
那时，中国更多的区域随波逐流，并未依靠自身的力量尝试去扭转命运，从而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趟趟被落下。
只有温州等少数地方，以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尽管结局壮志未酬。
但在此种意义上，如果浓缩单个温州个人的奋斗史，或许可以窥见一群社会底层人物的成功史。
春水萌动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
当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
所以，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 离土的农民、乡镇企业的分离人员和国营企业的退休人员。
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
文章引发全国上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争论。
尽管如此，温州那些草根创业者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整个国家发生着怎样石破天惊的大事。
不过，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当真理大讨论逐渐走向高潮时，柳市最热闹的后街水果店中，悄然出现了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
柳市自古有经商传统，诸如前文所言的大王们无一例外来自温州柳市。
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乐清有柳市、封市两镇。
柳市地处独龙岗，水边岸头杨柳成荫，镇上有武桥、龙首桥，两桥之间有一棵千年大柳树，如一团绿色的云，遮盖了一方天地。
乡人多聚此树下交易经商，年长日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从而成为自然集镇。
20世纪60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
最差的收入还不到4分钱。
人人都清楚无误，不论做什么，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
由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毫不害羞地坐在马路边补鞋。
不知不觉，一片民间创业汪洋中，泥瓦匠、木匠、弹棉花、补鞋等做劳力的群体竟然发展到10万人有余，简直蔚为壮观。
再后来，农民陈维松、陈庆瑶等兄弟11人，集资2200元，购置冲床、台钻等简易器材，创办五金电器制造厂，获利甚丰。
终于，一笔天文数字——淮北矿务局汇给陈家兄弟厂35万元汇款，震惊了当地政府。
投机倒把办公室强制该厂全体职工集中参加学习班，半警告半威胁地告诉：赚1000元坏分子，赚5000元坐牢子，赚10000元杀头子。
学习班结束，陈家兄弟只得遣散人员，工厂也就倒闭了。
时至今日，陈氏已为当地第一家族，但有关这段惊心动魄、事关生死的创业典故，连家族中的长者都渐渐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