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方法：镇压与耍诈并行。
这个方法就是王世充的方法，事实证明非常失败，耍诈只能侥幸成功一次，第二次也就不灵了。
第三种方法：镇压与招抚并用，这种方法还能管点用，不过只能局部成功。
在樊子盖剿匪不利的情况下，杨广派出了山西抚慰特使李渊。
李渊一接手剿匪，马上采用镇压和招抚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对坚持抵抗的乱民残酷镇压，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变民尽量安抚，一手硬，一手软，结果变民陆陆续续前来投降，累计下来居然有好几万人。
李渊手下聚集的人多了，乱民头领敬盘陀手下的人就少了，两相对比，敬盘陀吃不消了，索性脚底抹油到别的郡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而绛郡在李渊的招抚下又恢复了平静。
不过李渊的方法只能在一个郡起作用，并不能推广到全国，原因就在于皇帝杨广并不认可这种方法。
在杨广看来，天下只分两种人，一种是良民，一种是乱民，良民不能杀，而乱民不能不杀，所以他主张对乱民一杀到底，而且越多越好，看谁以后还敢造反。
然而杨广并不知道，所谓良民与乱民之间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良民可以变成乱民，而乱民同样也能变成良民，良民与乱民之间只有一个模糊的界限，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
如果百姓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那么谁都愿意当良民，毕竟没有风险；反之，如果百姓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已经民不聊生，那么良民就会迅速转化成乱民，反正造反是个死，不造反也会被饿死，因此良民最终会选择造反。
因此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要让老百姓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条底线也是历代王朝的红线，谁碰到了这根红线，那么这个王朝的路也就到了尽头。
遗憾的是，杨广恰恰不知道良民与乱民的区别，也不知道冥冥中还存在这样一条红线，因此就注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不能回头。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隋末的农民起义其实完全可以安抚下去，因为杨广有两大优势，一是此时尚能保持对全国的威信，二是隋朝的国库依然充盈。
贞观年间马周上书唐太宗说，隋朝储备的米和布匹至今没有用完，而那时隋亡已经将近二十年。
对比唐朝末年对藩镇的无奈，对黄巢的恐惧，相比之下，杨广所面临的形势好太多了，只可惜被他一一错过了。
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虽隋有才，却不用之。
尽管隋朝的国运很短，但隋朝的大臣还是不乏有远见卓识的能臣，纳言苏威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杨广能采用他的方法，历史必定要重写。
得知民变四起之后，杨广对民变敏感起来，每天都会追问民变的情况，也会追问到底还剩下多少变民。
大忽悠宇文述为了让皇帝安心，随口应道：应该是逐渐减少。
杨广追问：减少了多少？宇文述只能接着忽悠：剩下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听到宇文述无耻的回答，苏威在心里痛骂宇文述无耻，不过现在在皇帝面前，还能有什么选择呢？要么说实话，要么说鬼话，要么装聋作哑打死也不说话。
苏威不想触皇帝的霉头，因此挪动步伐，尽量站在柱子后面，好让皇帝看不到自己，这样自己就可以装聋作哑不说话。
然而皇帝还是看到了他：苏威，你来说说到底还剩下多少？苏威一看躲不过了，良心驱使他实话实说：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我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我只知道变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