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货币的流通。
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基本成为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
自齐献公始，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齐国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工商业。
比如：丞相管仲为了使外来商人到国都临淄经商，加大了旅邸设施的建设，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
到战国年间，临淄已成为工商业非常集中的大都市，有居民7万余户，其中有6千余户经营商业与贩运业。
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在齐宣王面前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
这虽是夸张之语，但并未与事实相去甚远，否则就无法达到游说之目的。
西汉时，临淄人口增至10万余户，以每户5口人计算，仅临淄城中就有50万人，时人称其为人众殷富，巨于长安。
王莽时，临淄被称为东市，与长安、洛阳、邯郸、成都等大都市齐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齐鲁经商的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从事坐列贩卖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有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
比如：《史记·货殖列传》等史籍中记载的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国人刁间；经营铁业、贩运业而富至巨万的曹邴氏等。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放任私营工商业发展，很容易使富商大贾大量分割国家与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
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还将严重损害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
此外，经营商业能获得较好收益的诱惑还会使农民弃农经商，从而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当时的扩张战争。
可以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而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却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使齐国逐渐衰退。
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
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与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然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
先秦和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产生了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等。
这些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得古代齐鲁商业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节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齐鲁文化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地域文化，究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很难用寥寥数语说清楚的问题。
但是由于种种机缘巧合，齐鲁文化在中国历史的进展中逐渐成为中坚和主体，给中国文化打上了深深的齐鲁烙印……一、齐鲁文化与汉代经学关于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的关系，班固认为：汉代繁盛一时的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确实与阴阳五行学说相融合了，且这种融合后的学说还为后来的儒者所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