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出后的丁是娥阿姨成了一只金凤凰，伫立于人生的峰顶。
纷至沓来的鲜花和荣誉堆放在她的脚下。
丁阿姨是强者，是社会的成功人士。
1982年剧团扩大为院的建制，她被任命为上海沪剧院院长，成了正正式式的行政干部。
1985年退居二线，流泽继任她的职务，两年后也退位了，接下来由陈剑云挑起大梁。
按理丁阿姨可以闲下来了，但她依然操心团内事务，陈剑云曾说我当院长，凡事要通过老丁，这才有沪剧院的平静。
丁阿姨就是这样一个要事儿的主，什么都不放心，也不放手。
自1973年她被解放以后，丁阿姨依然努力，依然不让任何一个机会从自己的脚下溜走。
其时，香港与内地的三通，把音信隔绝了三十年的七妹通来了。
老姐妹久别重逢，情深意长。
七妹先是邀请丁、解去香港旅游，后是凭借自己在香港的影响，上下斡旋，准备迎接由丁阿姨率队的上海沪剧院第一次赴港演出，并为丁阿姨筹集了资金，资助她在沪举办个人演唱会。
正当丁阿姨雄心勃勃地准备去香港演出和筹备个人演唱会的时候，查出了晚期肾癌。
一直以来，丁阿姨仗着自己身体壮实，连每年的体检都不参加，自言：我身上除了两块石头（肾、胆结石），没有别的病。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正当丁阿姨想摘除石头，轻松赴港时，于1988年1月26日住进了医院，谁知进去了就没能再出来。
3月23日清晨，我家的电话铃声尖厉地响起，弟妹们告诉我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丁阿姨癌细胞已经扩散。
家人谁也不敢告诉两位老人，一位已经作了喉癌手术，另一位又接踵而至，怎么办？我当夜飞抵上海。
这时的丁阿姨全不知情，还以为只要除掉石头，就会很快康复。
当时的丁阿姨还有一件放不下的心事：沪剧中年演员声屏大奖赛决赛将于27日举行，她是赛事评委会主任。
评委石筱英患卵巢癌定于26日手术，父亲作为评委中寥若晨星的流派创始人也忙得不亦乐乎，一个癌症患者颠前忙后的，似乎希望能把躺在病床上的丁阿姨所担的那一份工作也承担下来。
我决心姑且隐瞒，待决赛后再挑明真相。
3月26日，七妹等三位香港太太抵沪，径直奔医院探病。
急如星火的举止泄露了秘密,引起了父亲的警惕。
第二天一早，七妹造访丁宅，更让父亲生疑。
那天决赛演出幕间休息时，有人对父亲说可惜啦，老丁的病发现得太迟了等等，这些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了父亲的心脏，他从周围人的神态中判断丁阿姨的病决不是一两块石头的问题。
午夜从剧院归来，父亲步履蹒跚，脸上面无血色，镜片后耷拉的眼皮几乎遮盖了眸子。
我和他同室而卧，只听他辗转反侧,久久难眠，频频叹气。
其实,这时的事实真相只剩下一层薄薄的云翳。
28日清晨，七妹再度光临，固执地追问治疗方案。
我四顾无人，就低声如实相告。
突然，依稀觉得背后黏上了一份沉重，猛回首，父亲立于前后房相通的门框上，本已消瘦的身躯贴着门框不由自主地往下溜，挣扎中迸发出断断续续的脆裂声，我赶紧去扶，隔着衣衫觉得父亲的身子在颤抖，犹如风中的一片枯叶。
谁忍心再给父亲雪上添霜，于是双方都极力地回避什么。
七妹与父亲交谈时都显得心不在焉，辞不达意。
中午席尽人散，我扶父亲回房休息，希望他能好好休整一下，以应付晚间担当评委的忙碌。
时钟滴滴答答地逝去了一个小时，当我蹑手蹑足地走近父亲的床边，发现他大睁着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额头渗出星星点点的细汗。
我替他轻轻地擦拭，他掀被而起，满脸的辛酸就像暴风雨前的乌云。
我害怕漏出真相，抽身想走，但衣袖被拉住了，父亲厉声问我：阿姨到底啥个病？ 我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希望确保父亲心灵的安宁，但戏法既被戳穿，我也只能直言相告：肾癌，晚期。
父亲的脸色瞬间铁青，冷汗劈劈啪啪地砸在地板上，砸出一个个麻点。
这时他刚刚站起来，听后颓然后退跌坐于沙发上，挥挥手，要我离去。
父亲就这样默默地独坐了一个下午。
晚上6点半，一辆小车泊于弄口，两位接送者走入丁宅。
小海与惠儿争相告之，来者表示同情和理解，但嘴里还是止不住喃喃：评委太少了，太少了…… 就在这时，楼梯上沉重滞涩的脚步声吸引了所有的目光――我父亲穿戴得整整齐齐，皮鞋擦拭得光可鉴人，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地挪下楼。
他对来者说：走吧。
解老师，侬还没有吃晚饭呢！ 父亲没吭声，步履坚定地朝门口走去。
晚上，我们全家守着决赛的电视实况转播。
荧屏上一次次地出现我父亲的身影，他笔挺地坐在评委席上，神情庄重肃穆，脸颊上找不出一丝笑纹，我隐约觉得他握笔的手在微微颤抖。
我最担心的还是他的病躯，多年的喉癌病魔，突兀而至的灾难消息，又空着肚子去做评委，不定什么时候说倒就倒了。
幸好现场什么也没有发生。
接下来28日和29日，父亲如期履约，镇静地完成了评委的工作。
大家都想劝他去住院，原以为父亲不会同意，于是艰涩的劝说工作就落在我肩上，只是没想到几乎没费什么力气父亲就同意了。
次日上午，当我为父亲办完入院手续，又去探望丁阿姨的时候，电话急急呼我回去。
等我赶回丁宅，在楼下便听见父亲的悲嚎，一个男人的失却了嗓音的嚎啕!原来自我出门，老人就抱起丁阿姨的相框，长呼短号，泪流成河，无人能够劝阻。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止住了哭泣，丁阿姨的玻璃相框上泪珠涟涟，一片模糊。
我劝也无可劝，就坐在他身边，把头倚在他肩上，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背，理顺他的气息。
父女俩的交流尽在不言中。
许久，父亲舒出长长一声叹息，双颊病态地潮红，他怯怯地解释： 假如没侬阿姨，我活不出这十年…… 丁阿姨是坚强的，最具有生命的张力。
我理解父亲的话，若不是丁阿姨，也许父亲坚持不到最后，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例证。
虽然在我们看来丁阿姨冷傲得像一座又凉又硬的石头山，但我们的父亲爱丁阿姨，爱得无怨无悔，愿意任何时候都以她为重，唯她是瞻；可是丁阿姨爱我们的父亲么？常言道爱屋及乌，如果爱，哪怕不是太多，也该为他想想，给他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的面子。
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刺伤了我们做儿女的自尊心，觉得阿姨与父亲的婚姻像一个不平等条约，阿姨是强国大国，父亲像弱小民族，以至于我和弟弟一直以为父亲和我们一样，心底里深爱着我们的母亲、他的前妻，只是因为怕丁阿姨……但父亲的泪水击溃了我的自信，勾出我发自内心的疼痛。
爱，哪怕是对于父辈的爱，也一样有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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