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沪剧院里，有人背着丁阿姨送给她一个绰号：假人头。
那么真的在哪里呢？从我弟妹们的嘴里，听到的是丁阿姨的另一面。
在1971年上海城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丁阿姨主动去居委会表态：我们响应党的号召，解惠芳应该上山下乡，越远越好。
紧接着，惠儿就于10月5日去了位于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兵团。
六十年代，我从上海到北京读书都觉得南北的生活差异很大，而小妹只身去了北方边陲，这日子可想而知。
我父亲于心不忍，割舍不下，曾数度嘱我给惠儿邮寄酱菜饼干等等。
1980年，政策规定儿女可以顶替父母回城工作，父亲以自己的退休换来惠儿返沪，进入了上海市博物馆。
本来文化局领导说，解洪元可以不退，解惠芳可以因患有高血压办理回沪。
但丁阿姨和我父亲都不肯，因为他们要照章办事。
解惠芳回来后，父亲就退休回家了。
丁阿姨屡屡对惠儿说：侬要想想清爽，爹爹为侬作出多少牺牲！ 1982年春，解惠芳跟一同在兵团的男友成婚，男友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男方双亲登门求亲时，丁阿姨只露了一面，男方家长庆婚设宴，丁阿姨不去，也不让我父亲去。
她说一声婚事新办，送嫁的只有潘小海一人。
次年惠儿难产，三日三夜挣扎于血水中，新女婿向她求助，她冷冷地说：寻我做啥？寻他们单位去！惠儿出阁，丁阿姨花四五百元买了一台电视机作陪嫁，却要惠儿每月支付十五元，一年后她才免去小夫妻俩支付。
丁阿姨从香港旅游回来，箱满包鼓，给惠儿一件薄尼龙衫，又把一件穿过几冬的手织毛衣扔给惠儿，显出一副心疼的样子，憨厚倔犟的解惠芳当即把一个月的工资掏了给她，她居然照收不误。
复出后的丁阿姨不太重钱财，但对惠儿却一直斤斤计较。
在落实政策的大潮里，丁阿姨经过两度春秋的努力，于1984年要回1958年响应号召让出的底楼。
收回底楼后，她把后间给了潘小海作新房，只把二楼转角处的一小间阁楼给了解惠芳，让他们一家三口从婆家搬回。
一座小楼住三家显然是有些挤，等到小海生子，也许是潘门有后勾起丁阿姨对湖州潘家兜小村的全部记忆，她后悔不该让惠儿一家挤入潘家私地。
在大上海，没有比房子更金贵的东西了。
丁阿姨佯装提出三家分而治之，结果只有惠儿一家单起炉灶。
随之经常借故滋事，甚至把解惠芳女儿吃下的瓜子壳扫起来倒在惠儿的房门口，做出来的事情与里弄的家庭妇女差不了多少。
我母亲坠楼后，石门二路的居处被收走。
丁阿姨劝慰我弟弟：姆妈过世了，侬自家想开点，每月休假就回华亭路。
她的语气极诚恳，态度极和善，这样的话温暖了一个少年的心。
当时我弟弟在奉贤星火农场劳动，回来休假时就住在丁宅。
1975年底，我弟弟上调回沪，户口落在何处，成了老大问题。
接受的工厂认为，应该落到父亲家，丁阿姨却不愿意收留。
几经交涉，丁阿姨勉强同意，让他挤住在老夫妻卧室前的阳台上。
一张三人沙发代床，一只高茶几代桌，算是我弟弟栖息的一个空间。
初初两代人相处尚属平安。
弟弟不像我，生性比较温和乖巧，丁阿姨并不反感他。
然而亲娘的冤死总是难以让人释怀，有一天，我弟弟把母亲的遗像放在了小桌子上。
丁阿姨很不高兴，她要弟弟收起来，弟弟没吭声。
两双眼睛对峙，泄露了深深浅浅的不友善。
一方作为女主人，拥有居高临下的威严，一方作为苦主之子，有着悲屈不伸的怨愤。
血气方刚的怨愤最具杀伤力，女主人的目光被折断了，她转身而去，把落地玻璃窗带出一片稀里哗啦。
两天后，父亲劝儿子不要放，阿姨不高兴，可我弟弟的伤口已被撕裂，他痛心父亲的懦弱。
年轻人自然很难理解老父的委曲求全。
按理形势在渐渐好起来，母亲坠楼身亡的这一年父亲喜获解放，两年后丁阿姨也重获人权，生活依稀出现几丝希望之光。
我母亲还没有平反，丁是娥越是想表现进步与革命，越是战战兢兢。
在她奋力前行的时候，不允许脚下有任何羁绊。
我弟弟的小朋友来家弹弹吉他，丁阿姨斥之资产阶级靡靡之音。
我弟弟买了辆新自行车放于过道里，这是用一年的积蓄才购置的一件贵重物品，要说多宝贝就有多宝贝，但丁阿姨说妨碍交通，指使潘小海搬到墙门外面去，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
此时，父亲不在现场，丁阿姨又装聋作哑，自管自地蹲着身拭擦楼梯扶手。
我弟弟当然明白潘小海仅是马前卒，他觉得自己一味地忍让，忍让，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团怒火从他的脚底升起：我要到剧团去告侬，用不着侬挖空心思赶我走，我一年之内离开华亭路！ 丁阿姨猝不及防，她没有想到，看上去像解洪元一样懦弱的星儿也会反抗，好久，她才缓缓起身，把抹布摔在栏杆上，抛出的字像一个个冰球：好。
侬有志气，我欢送！ 父亲的懦弱令他觉得屈辱，而丁阿姨发威更令他忍无可忍，刚成年的弟弟重重地拍击栏杆，发出毒誓：我一定去告，要让剧团的人晓得侬的真面貌！ 丁阿姨背转身，拾级上楼，留下一个傲然的背影。
她怕什么，有解洪元挡着呢！他的儿子他收拾。
果然，父亲慌慌张张地被召回，惊落了双唇的血色，苦口婆心地劝儿子息怒。
我弟弟久久压抑的个性像引爆前的炸弹，一经点燃就很难收场，他执意要出门告状。
父亲一双簌簌发抖的手扯住了他的衣襟，四目相对，我弟弟看见了镜片后的泪光点点，脚下滞涩了，片刻的停顿，少许的迟疑，终又被年轻人的任性撕破，他依然夺门而走。
回来！一句声嘶力竭的断喝，随即化成了苦苦哀求，回来，我求求侬，不要再闹。
侬看看我头发也白了，背也驼了，还能活几年？侬就不能太平一点点。
轰隆隆一声响，我的老父亲跪在了儿子面前，老泪纵横。
古言男儿膝下有黄金，但自进入丁宅花园小楼，父亲的钙质正一点一点流失，最后会为了息事宁人跪求亲子！ 状，可以不告；家，不能不找。
终于，我弟弟成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 也许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圣人，我的丁阿姨也是这样。
从父亲婚变后，我一直不认丁是娥，因为我看不惯她的专横和自私，看不惯她对待父亲的凶狠，直到我工作了才在父亲的劝说下勉强张口叫她一声丁阿姨。
我们两人就像两头斗牛撞在一起，丁是娥用僵硬的口气向别人介绍：这是解洪元的女儿解波。
久而久之父亲也不再叫我阿波囡，而是连名带姓地称解波。
我内心惊叹丁阿姨对我父亲的影响力，又丝丝缕缕地浮出几丝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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