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咪咪和顾月珍老早一道死掉了！ 寒意逼退了我，一扇薄薄的木门板隔开了我们，我不能不惊讶岁月刻刀的残忍。
我的母亲在她最得意弟子的心里曾经是一尊神，一尊洁白无瑕的神，一尊散发着天国芬芳的神，就如同她曾经供奉过的观音大士。
顾咪咪从得意弟子到锒铛入狱，中间发生了多少故事，是不是与母亲也有关联？惊讶逗拨我疑惑，我再次登门，单刀直入，提出质疑：我母亲身亡与顾咪咪有没有关系？ 也许问题太突兀，太刺激，她微微发怔，久久无语。
突然她眼中一道寒光，锋利地反诘：侬晓不晓得，侬写了一封信，害了老师？ 什么信？一种不详的预感钳住了我的唇舌，吐不出一个字，只会像拨浪鼓似的摇头。
史织狠狠地挖了我一眼，挖走了我的心：侬读侬的书，写啥个信!寄给上海监委。
侬晓得不，老师是我偶像，我一向崇拜她。
拜师的时候，邻居就讲冲着她人好，戏好，以后，就能学好。
在老师身边，一直觉着她人正戏正有威信，我当然要保老师。
有人劝我这样做要头破血流，我回答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啥人晓得刚刚批判工作组，剧团立刻贴满了揭发顾月珍和孙绍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大字报。
我不相信，偷偷摸摸去问老师，老师老老实实讲：事情是真的，有过三次，第三次我催孙绍策快点离婚，好去办结婚手续。
他讲：老婆有神经病，离婚办不成。
我就请他以后不要再来。
我问老师：这种事人家哪能会晓得？老师讲，‘文革’以前，区里找我谈话。
解波写了一封信给市里，市里转到区里。
领导以为我唆使解波写的。
其实我一点也不晓得。
我想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就向组织交待了这件事，要求接受党内处分。
希望不要向党外宣布，否则就自杀。
史织的凤眼里闪烁出星星点点的光，她痛心疾首地回忆：顾月珍的金字招牌果然被人家敲掉了敲碎了。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别人专门揪斗这个问题，我哪能好保？哪能好阻拦？…… 沉闷的滚雷碾过大地，笼罩在记忆中的迷雾在闪电中廓清。
1961年炎夏孙绍策借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不是心怀叵测？这一年，小阿婆去世，女儿负笈京华，儿子幼小贪玩，正是给他提供大好时机。
我那可怜的母亲，涉足演艺万花筒，苦苦地守身如玉，当初父亲的一念之差，险送了她年轻的性命，新中国成立后，她把共产党视为再生父母，择偶的第一条标准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
何慢伯伯曾经走进了母亲的心里，是不懂事的女儿毁了她的个人幸福；女儿长大后又振翅飞去，撇下她孤孤单单，冷冷清清。
我只知道母亲一度对她的入党介绍人孙绍策言听计从，后来又深恶痛绝。
很久很久，我朦胧地觉得，母亲前后态度的迥异，并不仅仅是艺术观点相左，而是心灵受到了伤害。
做人难，难做人。
葆一份清纯不易，学一份狡诈不屑，练一份老辣不能。
即使是饱经沧桑的史织不也在情动之下，显示了爽脆直率的真性情。
面对史织的怨恼我无地自容。
可是在那个单纯得像真空保险柜一样的年代里，一个二十出头本该成年、成熟的女孩，她的社会智商还不及21世纪十来岁的花季少女。
但在那个年代，哪怕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想到，由于我发自内心的一封向组织求救的单纯的信，导致了母亲发自真诚的单纯把本可以不说的说了! 党啊，母亲!我们自小就是接受这样的教育。
说了，本没有罪过；过失，也不会致命。
旧社会有一句话：演艺圈是一锅烂污三鲜汤。
母亲自从艺的那一天起就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回击它，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一辈子坚守纯洁和真情，谁知守住了从前守不住当下，生活就这样无情地报复了她的单纯，亵渎了她的清白，戏弄了她的一腔真诚。
没有了父亲的爱，又错过了何慢伯伯的爱，母亲一度心如死灰，但母亲毕竟还年轻，心底里自然存有一份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暗存一份对于真正爱情的企盼。
这时候，才华横溢的孙绍策撞进了她的生活。
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她演现代戏，细致入微地关心她的健康和单身女人的困难。
长期缺乏男性关爱的母亲被深深地打动了，自以为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母亲付出了真情，也付出了贞洁，本以为孙会与他并不相爱的妻子离婚，与自己堂堂正正地步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他总是推诿，总是搪塞，她忽然觉得他是那样的陌生，她不了解他，也看不懂、看不清他。
孙绍策总是高高凌驾于她之上，有一种国王与臣民的落差，一种精神上的不平等。
终于有一天意识到被欺骗的时候，母亲的内心波澜可想而知。
孙绍策无情地践踏了她的真情，亵渎了她的做人准则。
在令人窒息的漫漫长夜里，她从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从不肯承认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行，坚强地带着伤痛，带着耻辱，日日翘望，苦苦等待，企盼最终会给她一份公正，然而波窜浪跌，风撕云裂，看不到点点光明，日趋衰弱的她就像一抹将要消失的晚霞，一束将要枯萎的残红，为了保持自己一份最后的尊严，纵身一跃大约是最好的归宿了。
史无前例啊，拿捏了母亲的七寸!卡耐基说过要研究人性的弱点，只要是人，谁都有弱点。
这种弱点就像蛇之七寸，我那可怜的母亲把女子的贞洁和尊严看得太重太重…… 多少年我无法面对母亲的离去，哪怕是暌隔三十四年的今天我仍不能释怀。
我不想宽宥自己，也不想宽宥孙绍策，我要找他，我想在朗朗乾坤下剥掉他的麒麟皮。
当年我追寻事实的足迹，想去了解孙绍策。
史织淡淡地说：孙绍策死了好几年啦!生肺癌。
恶有恶报，走得早!我冲口泄出愤怒。
啥人讲？他的追悼会我是没资格参加的，去的人多得不得了，许许多多人落眼泪。
史织冷冷地反驳。
我愣愣地望着她，像望着一个陌生人。
她笑笑，笑得那样怪异，也许这就是生活残酷的另一面。
孙绍策何许人？孙绍策，浙江安吉人。
比我母亲小六岁。
他早年投身革命，新四军时期已是宣传干部，抗美援朝不幸成为二等残废的荣誉军人，子弹残留体内，依靠钢丝马甲支撑身躯。
转业地方后不计名利，有口皆碑。
顾咪咪主演的《红莲告状》参加了1959年上海市戏曲会演，获得好评。
这是孙绍策推荐的题材，并亲自参与了创作，但执意不让添上自己的名字。
他关心麾下的人和事，生活简朴，情系桑梓，不铺张，不摆谱，乐于助人，甚至会卷起裤腿帮普通干部搬运办公用品，也会未放下裤管就踏入锦江饭店参加会议，差一点被认为是误闯会场的老农。
三年自然灾害，他把全部的转业费寄给故乡，使家乡父老无一人饿馁身亡；1958年领导努力沪剧团整风，自己差一点被划为右派，最后还是戴上了一顶右倾言论的帽子……一桩桩，一件件，越了解他，我越觉得仿佛人们在给一个英雄立传。
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中带头贴孙绍策大字报的顾咪咪，内心依然保存着一份对他的崇拜，听说他肺癌住院，想吃生煎馒头、油豆腐粉丝，居然破了不与往昔熟人来往的戒律，趁着工休拎了食物去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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