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该是下雪的日子，云把铅灰色的身子低低地漫抹开来，结果便落了雪。
那时我该不是记事的年纪，开裆裤刚刚被母亲用粗疏的针脚缝上，但我却记得了。
许多年以后，当我的儿子已经扔弃开裆裤时，妻子依然怀疑我的讲述，说四岁的孩子对自己屁股和小鸡鸡的概念还尚朦胧，怎么会记得清家庭迁陟这类事来？我对她发了许久的脾气，不仅仅是她轻蔑了我的智力和才思，也障碍了我对父亲的记忆。
母亲说过我自小就不安分，是七个月时火急火燎来到世上的。
我想或许是我不大习惯柔润的黑暗，而期待光焰的缘故。
当父亲从外地匆匆赶回看给他措手不及的儿子时，他是唱着走进医院的。
护士把我从产房抱来，却又惊叫错了，匆匆回去再换。
一忽儿抱回的依旧是我，嗨。
没错！是这小子把牌给挣掉了，真够不老实的。
哼着曲儿的父亲脸上掠过一丝阴影。
这件偶尔的插曲似乎影响了父亲与我的一生关系，尽管我的眉目越来越具有父亲的气度，可总是有些阴差阳错的感觉。
许是如此，有关父亲的话题总是敏感，有关父亲的记忆也总是清晰的。
也是好奇怪，一些应该是极重要的，足以影响人生转折的事情渐渐尘封了。
可一些久远的、琐屑的事儿却愈来愈明晰，时常会在梦中回到那里。
雪片很大很大，落得厚厚的，繁衍得世界皆白，却不明亮。
雪雾迷蒙得厉害。
火车把我们扔在一个遥远的、简陋破旧的站台上，竟自开走了。
方才拥挤在浑浊车厢里的旅途兴奋骤然跌失去了，只是感觉四周流动的空气寒冷。
刚才，我在雾气朦胧了的车窗玻璃上，用手指画的那些小鸟和鱼儿，不知会存在多久？对面那个脏兮兮的、拖着黄脓鼻涕的孩子，总是没有教养地用手乱拍车窗。
怕是我们一离座儿，我的作品就会让他划拉了。
这样的孩子，居然在火车上比我坐得还久？真真气人！姐姐什么也无所谓的，刚才在车厢里呀呀唱了一路，这会儿倒无声地在厚厚的积雪上蹦，红色小棉猴的帽子落在脖后，露出黑黑的、长长的辫子，和帽子一起甩晃着。
姐姐体质瘦弱，头发却出奇地好，似乎把饭都吃在那儿了。
妈妈走近她，腾出一只抱着弟弟的手，帮她拉上帽儿，冬冬，别闹了。
妈妈怀中的弟弟就势哭了起来，长号不已，像做一件认真而持久的游戏。
我猜想这个鬼精灵是想独占母亲的怜爱，看他乌溜溜而贼亮的眼睛便知的。
爸爸、妈妈总嫌我的眼睛迷怔，且又柔迷迷的。
说柯柯这孩子心沉，也会是情种。
这话我是后来才懂的。
站台的棚子是用木板搭制的，矗立的方木柱油漆已经剥落。
我从棉手套里抽出手来。
我讨厌这种从脖子上挂下，悠晃在胸前的，且只显出大拇哥的手套。
爸爸有一双褐色的、五指自由伸展开来的皮手套。
我吃力地去抠方木柱上裂翘的木茬，有些事做，似乎也暖些。
我挨次去抠那些方木柱，借故也好离妈妈她们远些，我常以怄气来反抗妈妈的责叱或偏袒，当然，有时也完全不因为什么。
妈妈却没有睬我，她在清点搬运工从行李车上卸下来的家什，五六个大小不一的箱子。
箱子叠摞在那儿，妈妈唤姐姐去箱子后面避风，却没唤我，她许是知唤我也不会去的。
一个男人提着个大镜头的灯，沿着铁轨慢慢走来。
那茫茫白雪里黑色的铁轨像冻僵了的、长长的蚯蚓。
他踏上月台时，跺了跺脚下的雪，头顶那破旧的火车头绒帽耷下来的一只帽耳，也随着颤悠几下。
这种凸圆顶的黄帽子我是见过的，乡下一个表哥，那年路过我家，戴的便是这般帽耳上有孔的帽子，进屋里也不肯脱下。
爸爸说他是从朝鲜打仗回来的，其实，他去时，战已经息了，没捞着打的。
那般时时地扣着帽儿，怕是弥补些窘来。
那个汉子咔嚓咔嚓地踏着雪走来，在我身边止了步，定睛看我，我也皱起眉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