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我们一家注定的不得团聚，爸爸回来工作不久。
我和姐姐又要下乡了。
我们下乡时，已绝无了老三届那种狂热，下乡，几乎对于每个家庭、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由于学制的反复改动，我们这次下乡，是三届一块儿煮，说是省会就有十多万，我们家就摊了姐姐和我。
临近下乡，感觉到整座城市都处于惶乱状态。
妈妈成天没命地给姐姐办病留，规定一家允许一个子女在身边，妈妈决定留姐姐，可政策规定是原则上留小不留大，所以妈妈得给姐姐找出个病来，跑学校，跑医院，跑教育局，跑知青办，跑公安局，跑粮食局，跑居委会……一个多月下来，总算得了个病留证明。
可妈妈说，以后还是要换个正常的身边留一人的证明，不然留下了，工作又是不能安排的。
只是现在实在精疲力竭，不能求人跑动了。
对于我，妈妈给姑姑、姑父写了封信，要他们把我带到部队，只要不是西藏哪儿都行。
姑父七○年时就无事了，在学习班里反省结束，但一直闲置，在成都军区待命。
但往部队里塞个兵，他还是容易办到的。
爸爸知道后，却大发雷霆，说我应该带头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经风雨、见世面，不然永远是无用之材。
爸爸马上给姑姑他们发了封电报：曲柯务农已定，勿以兵扰。
然后又跑到学校代我报名，直到后来的户口迁出手续都是父亲代我办的。
那时父亲刚恢复工作不久，我认定他是借此来表现自己坚定的革命性。
心里憎厌，便也多日不去睬他。
那时节，姥姥也在，每日提及我的下乡，便是一番泪洒，然后恨恨地骂上一通爸爸绝情绝义。
姥姥是爸爸在乡下时，妈妈接了她来住的。
爸爸也是无奈。
姥姥那时节也和姥爷在乡下活不成命的，洪汝河连年泛水，连年遭灾，国家的救济经过几次手，便被盘剥无几，像姥爷这般人，更是不得。
有一年，两个老人只分得七斤麦，只靠妈妈每月寄个十元二十元的过日子。
老两口养了一口猪，却也不长，一年下来竟只有七十斤，姥姥嘱姥爷上集卖了，得了三四十元。
姥爷有钱，便又有了往日富豪气派，进了酒店买酒喝。
正喝酒时，碰见了澡堂搓背的蒋头儿。
他也被赶了下乡，可他除却搓背，嘛活不会干，就天天揣了荣军证到处要粮要钱，初几回还行，多了，就没人理他的茬了。
他自己还好混，每日集上半乞半讨些混饱肚子，可家里老婆孩子还有五六张嘴。
他见了姥爷便咧了瓢似的嘴号啕，姥爷陪他喝个透醉，剩下的钱悉数塞给了他。
后来，还是赶集的村人把姥爷抬了回来，姥姥听说把钱送人，气恼怨他，却被姥爷狠狠地用藤条抽了一顿。
姥姥一病不起，恰好妈妈接她，就来了。
可来后不久，又是念及姥爷，便隔上些时日回去看看，姥爷也再也没敢碰过她。
只是近来，姥姥又嚷着回去，说她愈发见不得爸爸这番革命的人，六亲不念。
只待忍到送完我下乡，便回老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