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学什么？她问父亲。
杨荫杭回答：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杨绛心里不踏实：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开导她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有了父亲的这番话，杨绛内心释然，但她半信半疑，只怕是父亲纵容她。
可是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在文、理科之间选了文科。
而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
杨绛欲选读法预科，打算做她父亲的帮手，并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积累了经验，然后可以写小说。
杨荫杭虽说任女儿自己选择，却竭力反对她学法律。
他自己并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就坚决不要女儿做帮手，况且她能帮他干什么呢？于是，杨绛只好改入政治系。
虽说杨绛进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学却毫无兴趣，只求得功课敷衍过去，她课余时间都花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
东吴大学图书馆的藏书相当可观，中外文学名著很多。
杨绛在这里养成了嗜书如命的习好，上课之余读了大量的书籍，小说，特别是外国小说，她差不多都看了。
从此渐渐了解到：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
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
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
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
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外语在这所教会大学本来就十分注重，加上她在这里阅读了大量原版政法书和文学书，外语水平日益长进。
后来，她还试着学翻译，在她成为文学翻译家之前，她就翻译过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
杨绛非常恋家，并不贪玩却贪看书，回家还帮助父亲做些事情。
有一次，杨荫杭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不好过。
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一星期都白过了。
杨荫杭笑道：我也这样。
杨绛觉得父女两人心同此感，自己好像成了父亲的朋友。
她非常珍视这种深深的相知与亲情，她父亲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卷曲或破损的书角补好，叫杨绛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
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
有时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杨绛就帮着父亲抄写。
有时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也来找她的差，杨绛半世纪后捉笔回忆：她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二乐，我不大清楚。
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
她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她理发。
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好买卖来了。
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她。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她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她申请到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根据章程，除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两倍于学费的钱，作为日常的零用。
但是那位校长告诉她，用不了那么多。
杨绛父母对她说，如果愿意，可以去。
可是她自己出于以下的考虑，谢绝了留学的申请：一是不忍增添家庭的负担；二是她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与其到美国去读政治学，还不如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