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牛津是个安静的小地方，杨绛和钱钟书可以在大街、小巷、一个个学院门前以及郊区公园、教堂、闹市，一处处走，也光顾店铺。
牛津的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他们，就把来自远方的家信交给他们。
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他们讨中国邮票。
此外高大的警察，戴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
当他们夫妇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开学期间，他们稍多些社交活动。
同学间最普通的来往是请吃午后茶。
师长总在他们家里请吃午后茶，同学则在学院的宿舍里请。
他们教杨绛和钱钟书怎么做茶：先把茶壶温过，每人用满满一茶匙茶叶，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给茶壶一满匙。
四人喝茶用五匙茶叶，三人用四匙。
开水可一次次加，茶总够浓。
这样，每晨一大杯牛奶红茶也成了钱钟书毕生戒不掉的嗜好。
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出产的立普登红茶了，杨绛就只好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和在一起作为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
直到现在，杨绛家里还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
看到这些东西，便能唤她想起当年在英国最快乐的日子。
在牛津上学期间，当时的中国同学有俞大缜、俞大姊妹，向达、杨人楩等。
他们家的常客是向达。
他在伦敦抄敦煌卷子，又来牛津为牛津大学图书馆编中文书目。
他因牛津生活费用昂贵，所以寄居休士牧师家。
同学中还有后来成为翻译名家的杨宪益，他年岁稍小，大家称他小杨。
据杨绛记忆所及，她的丈夫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
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
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
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俩都笑得捧腹。
向达说钱钟书：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
能和他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他刻薄了。
杨绛认为，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
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
钟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在杨绛的记忆里，他们借住的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
钱钟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干酪怎么也不吃。
而杨绛的食量小。
他能吃的，杨绛就尽量省下一半给他。
杨绛觉得他吃不饱。
这样下去，不能长久。
而且两人生活在一间屋里很不方便。
杨绛很爱惜时间，也和丈夫一样好读书。
他来一位客人，杨绛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臭，心里暗暗叫苦。
于是杨绛就出花样，想租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膳宿都能大大改善。
她已经领过市面了。
钱钟书不以为然，劝夫人别多事。
他说，你又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
自己的房间还宽敞，将就着得过且过吧。
杨绛对钱钟书说，像老金家的茶饭我相信总能学会。
她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一个人去找房子。
找了几处，都远在郊外。
有一次他们散步探险时，杨绛发现高级住宅区有一个招租广告，再去看又不见了。
她不死心，一人独自闯去，先准备好一套道歉的话，就大着胆子去敲门。
开门的是女房主达蕾女士——一位爱尔兰老姑娘。
她不说有没有房子出租，只把她打量了一番，又问了些话，然后就带她上楼去看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