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她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
她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二杨绛的母亲唐须荌（1878～1937年）也是无锡人，与丈夫杨荫杭同龄，他们俩于一八九八年结婚。
唐须荌是一位贤惠文静的知识女性，身上凝聚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
她曾在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读书，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汤国梨（章太炎太太）同学。
唐须荌从来不愿抛头露面，与杨荫杭结婚后，甘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现存关于唐须荌的史料不多，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顺便提到了她的父母的关系，读来感人肺腑，弥足珍贵。
杨绛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
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
我父母却无话不谈。
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
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
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
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
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
‘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
’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
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
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
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
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
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
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
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
[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93年10月版，第59～60页。
]杨绛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当中，可想而知，是相当幸运的。
杨绛父亲杨荫杭的兄弟姊妹共六人。
大姑母排行第一，出嫁不久即因患肺病去世。
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姐各一人。
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也因肺病去世。
二姑母杨荫枌、三姑母杨荫榆都比杨荫杭小，出嫁后都与夫家断绝了关系，长年住在哥哥的家里。
所以，她们两人和杨绛的关系比较密切。
杨荫榆比杨荫杭小六岁，由他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两年以后，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后来赴日本、美国留学，故日文、英文都十分熟练。
两度回归，分别担任北京女高师学监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这时的杨荫榆顽固守旧，与进步学生对立，发生了鲁迅在《华盖集》中提到的女师大事件，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 杨绛：《回忆我的姑母》，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1993年10月版，第115页。
]。
杨绛在这里指的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和北京数千名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行为。
示威中，反动军阀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打伤三四百人。
在这一事件中，杨荫榆站错了立场，遭到鲁迅等进步人士的痛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