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葬的时候，杨绛看见她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
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杨荫榆坎坷的一生。
杨绛母亲曾说过，三伯伯其实是贤妻良母。
她父亲只说：申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
据杨绛所见，她挣脱了封建家庭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
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
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
她留美回国，做了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
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有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也不能理解当前的形势，她又没有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杨绛：《回忆我的姑母》，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126页。
]。
钱家的遭遇也相仿佛。
钱钟书的父亲执教于浙江大学，处境维艰，他的母亲、弟妹等人随叔父逃难到上海，寄寓在已是孤岛的法租界。
杨绛夫妇面对国破家亡的情势，寝食难安。
他们恨不能长了翅膀，快点飞回亲人的身旁，幸而他们动身早，否则碰到战争，他们恐怕就回不来了。
二一九三八年九月，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号正驶向中国。
杨绛和钱钟书告别了法国的友人，与女儿钱瑗一起，乘坐在这艘轮船上。
他们出国乘英国邮船二等舱，伙食非常好。
回国乘三等舱，伙食差得多了。
圆圆刚断奶两个月，船上二十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
上船时圆圆算得上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
对此，杨绛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
自己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到上海她却不胖不壮了。
在归国的轮船上，杨绛夫妇遇到了外交官、诗人冒效鲁（1909～1988年），互相唱和。
冒效鲁吟诗如下：凭栏钱子睨我笑，有句不吐意则那。
顾妻抱女渠自乐，丝丝乱发攒鸦窝。
夜深风露不相容，绿灯曼舞扬清歌。
喧呶聚博惊座客，倾囊买醉颜微酡。
[ 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年2月版，第99页。
]描绘钱钟书的神态和船上的情景，可谓呼之欲出。
杨绛怀里抱着婴儿，钱钟书满头乱发，像乌鸦做的窝……钱钟书已有约定，要回清华教书。
在船上杨绛已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
阿多士Ⅱ号邮船抵达香港，钱钟书就只身上岸，然后乘海船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经河口，辗转赶赴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对于钱钟书的只身远去，杨绛很不放心。
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
她还不会说话，杨绛也无法和她解释。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昆明，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母校清华聘请钱钟书任教授，文学院的院长冯友兰从中起了很大作用。
冯友兰在给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的上书中指出，应该给钱钟书教授头衔，月薪三百元，其待遇不低于王竹溪、华罗庚。
按清华旧例，刚刚回到国内的留学生只能当讲师。
而钱钟书连升二级，直接任教授，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少见的。
在回国的路程中，杨绛则带着女儿继续北上，要到上海省视父亲。
船到上海，她由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
他们到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钱家，已是黄昏时分。
杨绛见到了公公（她称爹爹）、婆婆（她称唔娘）、叔父、婶母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