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在钱家过了一夜就带着圆圆到她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
她的女儿圆圆大约感觉到都是极亲的人，就没有吼，也没喊non non。
当时，钱家和她爸爸家都逃难避居孤岛，居处都很逼仄。
她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在自己的爸爸家。
据杨绛回忆：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
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
[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98页。
]这时上海已沦陷为孤岛——这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八一三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日本侵略者进驻上海造成的。
上海沦陷后，日寇在其所占领的南市、闸北、虹口、杨浦、浦东等地到处设立关卡，沿苏州河各桥口更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许多地段被日军辟为军事警戒区。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其余部分和法租界，因英、美、法等国是中立国而未被日军占领，但是处于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故有孤岛之称。
杨绛的娘家、婆家都在法租界内，钱家在辣斐德路，杨家在今锦江饭店附近。
杨绛两头居住，即便在钱家住的时候，她也几乎每天都要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好在两家相距不远。
她的三姐姐和七妹妹也经常回娘家，对此，父亲高兴地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孤岛生活是苦寂的，但是杨绛感到：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
杨绛对自己的父亲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她的女儿圆圆亦很受外祖父的万般宠爱，请看以下的追忆：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
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
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
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
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
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
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
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 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
他也不爱外公之称。
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
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
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102页。
]一九三九年秋，杨绛的弟弟从国外回国。
这时，杨家已在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购得一块墓地，她父亲带着杨绛姐妹和弟弟一起回苏州，安葬母亲。
杨绛乘此机会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苏州故居，眼中一片狼藉，劫后的惨景，不堪回首。
杨绛说：我二姑母买的住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
我到苏州，因火车误点，天已经很晚。
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菜馆，想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
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
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
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