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杨绛抽空陪钱钟书同到辣斐德路去。
一到那边，她好像一头撞入天罗地网，也好像孙猴儿站在如来佛手掌之上。
他们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压力，使钱钟书没有开口的余地。
杨绛当然什么也没说，只是照例去做媳妇而已。
可是她也看到了难堪的脸色，尝到难堪的沉默。
她对丈夫只有同情的份儿了。
她接受爸爸无语的教导，没给他增加苦恼。
钱钟书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办公——也就是按照他爹爹信上的安排办事，有时还到老远的地方找人。
杨绛曾陪过他一两次。
钱钟书在九月中给清华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写了信，叶氏未有回答。
十月初，他就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了。
钱钟书离上海赴蓝田时，杨绛对他说，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
钱钟书半路上做诗《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记错了，而杨绛原先的估计也错了。
他的生日，无论按阳历或阴历，都在到达蓝田之后。
杨绛曾说过，耒阳晓发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钱钟书刚刚离开上海，杨绛就接到清华大学的电报，问钱钟书为什么不回复梅贻琦校长的电报。
可是他们夫妇并未收到过梅校长的电报。
钱钟书这时正在路上，杨绛只好把清华的电报转寄蓝田师院，也立即回复了一个电报给清华，说明并未收到梅电（这份回电现在还存放在清华的档案中）。
后来杨绛回忆说，钱钟书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后，才收到她寄的信和转的电报。
他对梅校长深深感激，不仅发一个电报，还来第二个电报问他何以不复。
他自己无限抱愧，清华破格任用他，他却有始无终，任职不满一年就离开了。
他实在是万不得已。
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电报晚到一天。
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恼。
杨绛晚年在其回忆录《我们仨》还披露，两年以后，陈福田迟迟不发聘书，我们不免又想起那个遗失的电报。
电报会遗失吗？好像从来没有这等事。
我们对这个遗失的电报深有兴趣。
如果电报不是遗失，那么，第二个电报就大有文章。
可惜那时候《吴宓日记》尚未出版。
不过我们的料想也不错。
陈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后亲来聘请时，钟书一口就辞谢了。
陈未有一语挽留。
我曾问钟书：‘你得罪过叶先生吗？’他细细思索，斩绝地说：‘我没有。
’他对几位恩师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
他就像我朋友蒋恩钿带我看清华图书馆一样地自幸又自豪。
可是钟书‘辞职别就’——到蓝田去做系主任，确实得罪了叶先生。
叶先生到上海遇见袁同礼，叶先生说：‘钱钟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籍华人胡志德向叶先生问及钱钟书，叶先生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
’后来又说：‘他是我一手教出来的学生。
’叶先生显然对钱钟书有气。
但他生钱钟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
钟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钟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我根据清华大学存档的书信，写过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
这里写的实情更加亲切，也更能说明钟书信上的‘难言之隐’。
杨绛与钱钟书告别以后，继续她的狗耕田工作，当她的校长。
关于她在振华女校上海分校的经历的资料不多，兹有杨绛的一篇短文，谨摭取之，从中可见当时办学之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