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
一九四二年春，钱钟书被该校聘为教授，一直做到抗战胜利。
杨绛的小妹妹杨必（1922～1968年，翻译家）正在这所学校读书，钱钟书教过她。
同事中最要好的当数陈麟瑞（1905～1969年，笔名石华父），他是柳亚子女儿柳无非的丈夫，他到震旦任教，就是钱钟书介绍的。
陈麟瑞夫妇与杨绛夫妇是挚友，杨绛说过，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
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
[ 杨绛：《怀念石华父》，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347页。
]陈麟瑞在杨绛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谦和君子、忠厚长者，他教学认真，创作严谨。
他对自己剧作的要求，显然比他对学生功课的要求更加认真。
陈麟瑞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戏剧，抗战期间创作《职业妇女》、《晚宴》、《燕来红》、《尤三姐》、《海葬》等多部话剧。
他对杨绛帮助颇多，杨绛经常向他讨教戏剧结构的技巧。
他对可笑的事物也深有研究，在他藏书中有半架子英文法文的《笑的心理学》之类的著作，杨绛曾向他借阅过。
在杨绛夫妇的记忆里，陈麟瑞是一位最随和、最宽容的朋友，他曾笑呵呵地指着钱钟书对杨绛说：他就是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
在杨绛夫妇的朋友当中，李健吾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
李健吾（1906～1982年），山西运城人，他是钱钟书与杨绛在清华的先后校友。
一九二五年考入清华国文系，次年接受朱自清的建议，转外文系学习法语。
一九三○年毕业留校任教。
一年后赴法国巴黎语言专修学校学习，一九三三年回国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并与黄佐临等人创办上海实验戏剧学校，同时任教授，这期间他还从事剧本创作。
除改编外国戏剧外，还创作了《这不过是春天》、《青春》、《黄花》等，李健吾不仅是剧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导演，杨绛的喜剧就由他执导过。
孤岛期间，钱钟书的散文集《写在人生的边上》得以出版，陈麟瑞、李健吾作为审阅人，帮助不少。
对此，钱钟书夫妇为了表示谢意，曾一起小聚一次。
他们几个人一起吃饭时，谈起了戏剧，陈麟瑞、李健吾竭力鼓动杨绛写写剧本。
杨绛正是在他们帮助鼓励下步入剧坛的。
杨绛说过，上海全部沦陷后，她任校长的振华分校被迫解散。
她就当起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 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131页。
]。
这里先回顾一下她的教学生涯，特别是其中堪称惊险的遭遇。
杨绛上课的小学起初还未被日军管辖，这所学校是半日制的小学，只在下午上半天，虽然课程多、路远，但因生活所迫，她也只好接受做了代课老师。
学校每月发三斗米，虽然不是什么好米，却比当局配给的细沙混合的米强得多。
为了糊口，她乐此不疲。
杨绛在《我们仨》中曾写道：……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儿。
我业余编写剧本。
《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杨绛一家挤居在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
法租界与位于公共租界的上课的学校，相距颇远。
她每天都得乘车坐到法租界的边缘，然后步行穿过不属租界的好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
那时电车过黄浦江上的大桥，只许过空车，乘客得步行过桥。
桥上有日本鬼子把守，车上乘客排队过桥，走过日本兵面前，得向他鞠躬。
杨绛不愿行这个礼，便低着头过去了。
后来改变办法，电车载着乘客停在桥下，由日本兵上车检查一遍，就开过去。
不过日本兵上车时，全体乘客都要起立，听候他们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