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杨绛在车上站得比别人晚了一些，被日本兵觉察到了，日本兵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颔下猛一抬。
杨绛顿时大怒，咬牙切齿地吐着一字字大声道：岂有此理？！车上原本就十分安静，杨绛的怒骂发作，更使车上的静默立即上升到最高度，大家不知如何是好。
只见日本兵与杨绛对视，杨绛也毫不示弱，啊唷！圆睁地瞪着前面的车窗……国难家仇使她愤怒异常。
两人相持了一会儿，那个日本兵才转过身去，蹬着笨重的军靴，一步步地走出去。
电车这时又开动了，同车厢的乘客吓得惊魂失措，大气都不敢出，半晌才缓过神来，恰似冰冻的人一个个融化过来，闹哄哄地纷纷议论，有人喘了口气说：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杨绛没有搭理，一肚子没好气。
车开过了好一段路，她才庆幸自己没闯大祸，躲过灾难。
为了不受此罪，杨绛从第二天起，情愿步行，再也不乘这一趟电车了。
直到那所半日制的小学也被日寇接管，杨绛才不再当孩子王。
其时，钱钟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凳妈妈见面以后，校方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
他随后收了一名拜门的学生，酬金随着物价一起上涨。
沦陷区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总能自给自足。
在杨绛心里，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
钱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
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二上海孤岛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杨绛在她的回忆录里有过这样一段记叙——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
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
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
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
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
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
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若‘杜米要?’）大米不嫌多。
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
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
我们的竹篦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
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
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
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
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
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
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
烧炭另有炭炉。
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
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
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钟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
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
我们认为绝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
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
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
圆圆大为惊奇。
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
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
’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
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物质生活的困顿，没有影响到他们乐观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