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杨绛的戏剧代表作还是当推前面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它们在当时的剧坛上，反响很大，受到观众的追捧以及夏衍、柯灵、李健吾、陈麟瑞、黄佐临等人的高度评价。
夏衍说过，他一九四五年从重庆回到上海，看到杨绛的剧本，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李健吾对于杨绛的《弄真成假》有如下的说法：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
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辞，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了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
第一道纪程碑属丁西林，人所共识，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出版的《杂志》月刊上，孟度发表了评论《关于杨绛的话》。
他指出：以《称心如意》一剧出现于战后剧坛的杨绛先生，恰如早春的一阵和风复生于冬眠的大地、万物，平添上欣欣的生意……在《弄真成假》中，如果我们能够体味到中国气派的机智和幽默，如果我们能够感到中国民族灵魂的博大和幽深，那就得归功于作者采用了大量的灵活、丰富、富于表情的中国民间语言。
鲁迅先生创造了民国时候某种雇农的典型阿Q，杨绛女士又创造了现代中国某种平民老妇人典型周大妈。
多年以后，柯灵在评价抗战期间的戏剧创作时指出，杨绛的喜剧中的各式人等，无论上层下层，都是我们在旧中国随处可见的人物，只是作者挑精拣肥，经过选拔，把他们当作样品搬上舞台，公开展览。
对那些名门望族的绅士淑女，是透过衣冠楚楚的外表，脱衣舞似的细细剥露他们又丑又脏的灵魂（但其中也很有些风趣盎然的形象）；对那些蓬门小户的男女老小，是带着深厚的同情，指出他们盲目的营营扰扰，可笑可悯，怜惜地抚摸他们的伤痛。
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
这是作者深入生活，体察人生的结果，出发点是对人生的热爱，所以精神上站得高，看得透彻。
[ 柯灵：《衣带渐宽终不悔—— 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柯灵文集》第三卷，文汇出版社 2001年7月版，第322～324页。
]所以杨绛的剧本具有错综复杂的纠葛，有趣的场面，真实丰富的细节，层出不穷的笑料，可谓美不胜收。
作者老到的叙事技法，驾轻就熟；剧情的进展，如行云流水；语言通体灵动，是纯粹的民族风味，没有掺杂丝毫的杂质。
这是一曲笑的凯歌，完全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艺术的胜利。
杨绛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后被收录在孔另镜主编的《剧本丛刊》之中，由世界书局出版，收入这一丛刊的还有李健吾的《花信风》、黄佐临的《梁上君子》、袁俊的《富贵浮云》、魏于潜的《甜姐儿》、朱端钧的《圆谎记》等，建国后于一九八二年重版。
杨绛在其《喜剧二种》的《重版后记》中谦称，剧本缺乏斗争意义不过是一个学徒的习作而已——虽然是认真的习作。
她还指出：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431页。
]杨绛介绍说，抗战胜利前，民间谣传美军将对上海地毯式轰炸，逃难避居上海的人纷纷逃离上海。
她父亲于一九四四年早春，带了她大姐以及三姐和姐夫全家老少回苏州庙堂巷老家。
这年暑假，杨绛的七妹妹和妹夫携带两个儿子到苏州老家过暑假。
杨绛则因为事忙不能脱身，让圆圆跟他们一家同到外公家去。
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
杨绛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没有什么好玩。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
孩子们到天黑了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
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做保镖。
这使她显得颇有父风。
杨绛是最怕鬼的，钱钟书反而从小不懂得怕鬼。
杨绛记得有一次，她的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
忽然圆圆不见了。
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
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
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
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难道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钱瑗这次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就没有再见外公。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底在苏州去世，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尚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