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杨绛只身从容地回家，装着去买了许多鸡蛋。
回到家里，又免不了与日本宪兵虚与委蛇，最后把他们打发走。
不过他们抄走了杨绛的一本通讯录和一本剪报。
第二天，杨绛按照他们的要求，又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审问，她反复预习了准备回答的问题，应对了这场麻烦，居然没受到皮肉之苦，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们轻则至少在宪兵司令部挨两个大耳光，重则就要像李健吾、柯灵那样受尽种种酷刑 。
[ 杨绛：《客气的日本人》，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214～221页。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使杨绛伤心不已。
抗战胜利前夕，她的父亲杨荫杭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
杨绛和钱钟书带着弟妹从上海赶回苏州奔丧。
据杨绛回忆：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
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
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
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像，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
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103页。
]在短短几年间，杨绛深爱的父母双亲相继谢世。
世事沧桑，使她笔下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喟：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
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
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
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
[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103页。
]睹物思人，而物已易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杨绛汇编其父二十年代的文章，集成《老圃遗文辑》。
杨荫杭是位老报人，他在二十年代以《申报》主笔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下了一系列弘扬正义、抨击时弊的文章，现在读来，仍可使人感到：当年的杨荫杭真不愧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个典范。
二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四十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
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记述了这段故事：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
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
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及的心境[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131～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