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灶下婢精神可敬可爱，正如钱钟书在《围城》序言中所写的：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
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
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11月版，第3页。
]杨绛为《围城》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旷世名著的成功问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同时，她也分享了闺房之乐：每天晚上，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 杨绛：《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129页。
]钱钟书的《围城》家喻户晓，历经数十载，读者如云。
这部作品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后又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出版。
至八十年代，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多次翻印，供不应求。
著名文学家李健吾当初接手钱钟书的书稿时，惊喜交加，没完没了地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难怪，钱钟书在听了人们纷纷盛赞杨绛的剧本时，无不骄傲地说：你们只会恭维季康的剧本，却不能知道钱钟书《围城》——钟书在抗战中所写的小说——的好处。
[ 邹文海：《忆 钱钟书》，见李明生等编《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7月版，第231页。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环境恶劣，杨绛和钱钟书的生活虽清苦粗安，但他们不改其乐。
他们创作不辍，并与旧友新朋相得甚欢，这里头包括傅雷、王辛笛、刘大杰、曹禺、李拔可、顾一樵、李健吾、陈西禾、张芝联、唐弢、柯灵、徐森玉、蒋慰堂、沈仲章、卢焚、徐调孚、郑振铎、李玄伯、向达、乔大壮、郑朝宗、宋悌芬、许国璋等人，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之事，也是口腹的享受。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要杨绛在他办的《观察》上写文章。
她正在阅读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随便翻译了其中一小段，自己加个题目：《随铁大少回家》。
这就是博得傅雷称赏的译文。
她未留底稿，如今译文无处可寻了。
后来杨绛又翻译过一个小册子：《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英国文化丛书》之一）。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杨绛与钱钟书一起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大会。
据赵景琛事后记叙，钱氏夫妇在赵的记忆的屏幕里，像白朗宁和罗赛谛那样，都是文艺上的双璧，一对理想伴侣，他们在一块欣赏演出了昆曲等剧目[ 赵景深：《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10月版，第279页。
]。
在沉闷的日子里，与朋友们一起谈天说地，排遣忧愁，不失为苦度日子的一个办法。
其间，杨绛还会见过胡适。
有一次，她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1890～1976年，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请杨绛和胡适一起喝茶，胡适用半上海话对杨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