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令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
确实，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曾在澄衷学校给胡适之上过课，时在一九○五年。
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说：我初识陈衡哲先生是一九四九年在储安平先生家。
储安平知道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要到上海定居，准备在家里请客，为他们夫妇接风。
他已离婚，家无女主，预先邀我做陪客，为他招待女宾。
钟书已代我应允。
在杨绛的印象中，陈衡哲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对此，她记忆犹新。
散席后，杨绛搭乘陈衡哲的车子回家。
那是蔷薇盛开的春季。
后来抗战胜利后，钱钟书在中央图书馆任英文总纂，编辑《书林季刊》，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同时也是《英国文化丛书》的编辑委员。
他要请任鸿隽先生为《英国文化丛书》翻译一本相关专业的小册子，特到他家去拜访。
杨绛跟钱钟书同去，感谢他们用汽车送回家。
过两天他们夫妇就到杨家回访。
杨家那时住蒲石路蒲园，附近是一家有名的点心铺。
那家的鸡肉包子尤其走俏，因为皮暄、汁多、馅细，调味也好。
杨家就让阿姨买来待客，任鸿隽吃了非常欣赏。
不多久陈衡哲又邀杨绛夫妇去吃茶。
其时陈衡哲家住贝当路贝当公寓。
两家相去不远，交通尤其方便。
杨绛特地带了两条厚毛巾，在附近的点心铺买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用双重毛巾一裹，到任家，包子还热着。
任鸿隽对鸡肉包子仍旧欣赏不已。
那时候，杨绛的女儿已经病愈上学，家有阿姨，杨绛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两三门课，日子过得很轻松。
可是她过去几年，实在太劳累了。
身兼数职，教课之外，还做补习教师，又业余创作，还充当灶下婢，积劳成疾。
每天午后三四点总有几分低烧，体重每个月掉一磅，只觉得疲乏，医院却检查不出病因。
杨绛原是个闲不住的人，最闲的时候，就总是一面看书，一面织毛衣。
她的双手已练成自动化的机器。
可是天天低烧，就病恹恹的，连看书打毛衣都没了精神。
父亲已经去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经常在父亲身边和姊妹们相聚说笑。
那时陈衡哲家用一个男仆，她称为我们的工人。
在杨绛印象中，这位工人大约对女主人不大管用，需要他的时候常不在家。
陈衡哲请人吃茶或吃饭，就常邀杨绛早一点来，帮帮我。
有一次她认真地嘱咐杨绛早一点去。
可是她要杨绛帮忙的，不过是把三个热水瓶从地下搬到桌上。
热水瓶不是盛五磅水的大号，只是三磅水的中号。
而陈衡哲身体弱，双手也捧不动盛三磅水的中号。
这样，渐渐地别人也知道杨绛和陈衡哲的交情。
那时上海有个妇女会，会员全是大学毕业生。
妇女会要请陈衡哲讲西洋史。
会长特地找杨绛去邀请。
胡适那年到上海来，人没到，任家客厅里已挂上了胡适的近照。
照片放得很大，还配着镜框，胡适二字的旁边还竖着一道杠杠（名字的符号）。
陈衡哲带三分恼火对杨绛说：有人索性打电话来问我，适之到了没有。
问的人确也有点唐突。
她的心情，杨绛是能领会的。
不久，钱钟书对杨绛说：我见过胡适了。
钱钟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有好几箱书信寄存在合众图书馆楼上，他也常到这家图书馆去。
钱钟书遇见胡适，大概是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为他们介绍的。
钱钟书告诉杨绛，胡适对他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
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近作，并且说，我可以给你用墨笔写。
只记得这首诗的后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