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陈衡哲对杨绛说，适之也看了你的剧本了。
他也说，‘不是对着镜子写的’。
他说想见见你。
对着镜子写，杨绛不知什么意思，也不知是否有所指，杨绛没问过。
胡适想见见杨绛，她当然很开心，因为她也实在很想见见他。
陈衡哲说：这样吧，咱们吃个家常tea，你们俩，我们俩，加适之。
安排停当后，杨绛和钱钟书照例带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到任家去。
包子不能多买，因为总有好多人站着等待包子出笼。
如要买得多，得等下一笼。
他们到任家，胡适已先在。
他和钱钟书已见过面。
陈衡哲介绍了杨绛，随即告诉她说：今天有人要来闯席，林同济和他的ex wife（前妻）知道适之来，要来看看他。
他们晚一会儿来，坐一坐就走的。
不知是谁建议先趁热吃鸡肉包子。
陈衡哲和杨绛都是胃口欠佳的人，食量也小。
杨绛带的包子不多，她们都不吃。
杨绛记得他们三个站在客厅东南隅一张半圆形的大理石面红木桌子旁边，有人靠着墙，有人靠着窗，就那么站着同吃鸡肉包子，且吃且谈且笑。
陈衡哲在客厅的这一边从容地为他们调咖啡，杨绛则在旁边帮忙。
他们吃完包子就过来喝咖啡。
晚上回家时，杨绛对钱钟书说：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
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
我可从没听见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
钱钟书为胡适辩解说，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其人，顾廷龙告诉他说，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钟书的夫人。
故而杨绛认为事先打听，也是交际家的交际之道。
不过钱钟书为杨绛考证了一番，说胡适并未乱认老师，只是她爸爸决不会说我的学生胡适之。
三不过，最值得追记的是，杨绛、钱钟书与傅雷一家的交往。
对此，请看杨绛如下的回忆：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
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
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
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
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
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
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
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
他两手握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
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缘故。
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
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
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
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
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
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
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
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
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
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
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
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
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
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
梅馥忙也赶了上去。
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
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
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
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
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
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
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回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