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
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
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
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又如《喝茶》，广征博引，充满了书卷气息：曾听人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吃了咋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
新近看到一本美国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
茶叶初到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
什么妙味，简直不敢尝试。
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
不久，喝茶之风大行，1660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刺激品，能驱疲倦，除噩梦，使肢体轻健，精神饱满。
尤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
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
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尤能征服人类大敌—— 睡魔。
他们的怕睡，正和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
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请他也不肯光临。
传说，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九年不睡，天把茶赏赐给他帮他偿愿的。
胡峤《饮茶诗》：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
汤况《森伯颂》：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而四肢森然。
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
只是茶味的余甘，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
浓茶掺上牛奶和糖，香冽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
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
卢同一气喝上七碗的茶，想来是叶少水多，冲淡了的。
诗人柯立治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他喝茶论壶不论杯。
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
不过他们喝的都是甘腴的茶汤。
若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大口喝，最配细细品。
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
那么喝茶不为解渴，只在辨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
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
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
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
杨绛作于这时的散文作品还有《风》、《听话的艺术》等，这些文章多写生命的感触，显得纯真自然，雅俗共赏。
她的文章没受到当时散文创作当中虚夸、浮躁、雕饰等种种流弊的影响，而以截然不同的风骨出现，若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毫无疑义是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在晚年，杨绛对自己这段生活，有过追忆，她告诉我们：一九四八年夏，钟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
这时钟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
这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都走不进人了。
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床，镜台，书桌等，早给人全部卖掉了。
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
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自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钟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
《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
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
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讲究，种种探索。
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钟书，常邀请钟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
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钟书立即辞谢了。
我问钟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
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钟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上去，晚上老晚回家。
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
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
钟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
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
其实，这是无限制地供老师肆意买书。
书上都有钟书写的‘借痴斋藏书’并盖有‘借痴斋’图章；因为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钟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
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
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钟书。
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
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
我们的阅读面很广。
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
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
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
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但我们不逃跑，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
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
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 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 2003年7月版，第119～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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