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钟书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上海易帜之前，钱钟书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故台湾大学聘请他为教授，但他没有答应。
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
英国牛津大学则聘他为高级讲师（Reader），他又以伦敦的恶劣气候为辞，没有去。
杨绛的《干校六记》的说法是：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多条路不肯走呢？思想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
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杨绛：《干校六记》，见《杨绛作品精选：散文（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版，第48页。
]。
五十年后，杨绛在接受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
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
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
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
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
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
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
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
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
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
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上海于当年五月获得解放。
这时，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
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两人的老友吴晗和钱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大、清华实行接管工作。
随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聘请杨绛夫妇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出自吴晗的主意[ 杨绛：《干校六记》，见《杨绛作品精选：散文（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版，第48页。
]。
这样，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京城（除文革、五七干校之外）。
杨绛、钱钟书曾在清华求学，度过了终身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双双又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将在这里执掌教鞭。
他们夫妇于八月二十四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二十六日到达清华。
钱钟书主要是指导研究生。
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的旧规定，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当专任教授。
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
对此她就自称散工。
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教授，她却只愿做散工。
她自己认为，因为她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
妇女会开学习会，她不参加，因为自己不是家庭妇女。
教职员开学习会，她也不参加，因为她还没有专职，只是散工。
杨绛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她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