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告中，周恩来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
他恳切希望广大教师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
几乎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对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更新观念、加强学习，即所谓脱裤子、割尾巴，也称洗澡。
杨绛后来所写的长篇小说《洗澡》讲的就是这时的事情。
思想改造运动有许多左的做法，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一些问题上界限划分不清，把一些不该反对的东西也加以反对，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教育中应当继承的东西重视和继承不够，在学习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有些做法比较粗糙，出现过人人检讨，群众斗争‘过关’的错误，伤害了一些人。
[ 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 1999年1月版，第231页。
]应该承认，知识分子一开始对三反运动不很理解。
正如杨绛《洗澡》中的人物朱千里所云：这和我全不相干。
我不是官，哪来官僚主义？我月月领工资，除了工资，他家的钱一个子儿也不沾边，贪污什么？我连自己的薪水都没法浪费呢！一个月五块钱的零用，烟卷儿都买不起，买了便宜烟叶子抽抽烟斗，还叫我怎么节约！[ 杨绛：《洗澡》，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392页。
]小说虽然是虚构的，反映的却是现实。
思想改造运动是与三反运动紧密配合的。
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清华园已失去了平静。
校园里在举办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图书展览。
喜欢在书里串门儿的杨绛，望着那些书本，这些书她都串过门儿，她却无法讲清它们的腐朽之处。
这些改造思想的运动，一般有三个阶段，即是思想动员阶段、酝酿讨论阶段、声讨控诉阶段[ 刘中国：《钱钟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下），花城出版社 1999年9月版，第508页。
]。
杨绛在清华就经历了这三个阶段。
在思想动员阶段，一切统一认识，步调一致。
在这段时间，广大教师相对自由，大家一起学习发下来的学习材料，可以说说笑笑，有时也不免发些牢骚。
酝酿讨论阶段就不同了。
严肃紧张取代了轻松活泼，每个人都进入了内心思想斗争，感到有了压力。
杨绛也曾参与几个酝酿会。
那就是背着被控诉的老师，集体搜索可控诉的材料，例如某教师怎么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某教师怎么传布资产阶级的思想等等。
第三个阶段是声讨控诉大会，当个人的最后思想总结或检查被审阅和认可后，他可能感受到自己还不是一个纯洁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至少他感到自己是个无害于人民的人，为此感到骄傲振奋。
那些被认为有害于人民的人，自然要被控诉一番了。
那就由不了你了。
当时，外文系的危险课有三门：诗歌、戏剧和小说。
后来这三门课改为选修，诗歌和戏剧班上的学生退选，这两门课就取消了。
杨绛教授的是大学本科三年级的英国小说课程，因为仍有学生选修，她只好继续开课。
但是，这些课程时常要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令人忧心忡忡。
例如温德先生（1886～1987年），是一位进步人士。
早在一九二五年起他就来清华大学任外文系教授，院系调整后一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在中国任教六十余年。
他与吴宓、张奚若、闻一多等都是好朋友，杨绛、钱钟书夫妇是他的老学生，他和钱钟书又一同负责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搜捕进步师生时，吴晗、袁震夫妇就是他用小汽车护送出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