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德最早向学生和同事们推荐和讲述英共理论家考德威尔的名著《幻象和现实》。
有一个同事在学生时代曾和杨绛同班上温德的课，他这时候一片热心地要温德用马列主义来讲解文学。
不过这位同事的观点过于偏狭，简直否定了绝大部分的文学经典。
因而温德对此颇为生气，他私下对杨绛说：我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呢！他倒来‘教老奶奶嘬鸡蛋’！而其时杨绛的一位朋友也对杨绛说，你那老一套的可不行了，得我来教教你。
但是杨绛并未虚心接受，只留心回避，在上英国小说鉴赏时着重艺术上的分析比较，希冀保险点，一心只等学生退选了事。
然而过了两年，二年级的学生也选修了这门课，并要求精读一部小说，而三年级的学生仍要求普遍的分析讨论。
杨绛就想乘机打退堂鼓，但不知谁想出一个号称两全法的主意：精读一部小说，同时着重讨论这部小说的技巧。
杨绛当时选定精读的小说是《大卫?考伯菲尔》，狄更斯受到马克思的赞许，也受到进步评论家的推重，被公认为进步小说家。
她自认为讲狄更斯应该没有问题。
酝酿控诉大会的时候，杨绛正为改造思想作检讨。
学生认为她的问题比较简单——不属于向上爬的典型，也不属混饭吃的典型，她只是满足于当贤妻良母，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主人翁感。
杨绛的检讨，就这样一次通过。
开控诉大会就在通过杨绛检查的当天晚饭后。
她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随她的一位亲戚同去听控诉。
杨绛的那位亲戚是活动家。
她不知从哪里听说杨绛的检讨获得好评，特来和杨绛握手道贺，然后同去开会。
会议主席谈了一通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云云。
然后开始控诉。
那时候，有个杨绛从没见过的女学生上台控诉，形势直转急下，她不是杨绛班上的学生，可是她咬牙切齿、顿足控诉的却是杨绛。
只听她直嚷：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这场大会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参加者约三千师生员工。
其时几千双眼睛都射向杨绛，她的那位亲戚不知溜到哪儿去了。
她只好效法三十年代的旧式新娘，闹房时戴着蓝眼镜，装着不闻不见，木然默坐。
接下去还有对别人的控诉，控诉完毕，与会者拥挤着慢慢散去，一面闹哄哄地议论。
杨绛心想：早知如此，为何在酝酿控诉会上，没人提及自己谈恋爱的事情，却一致通过呢？杨绛默默走出大礼堂，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浑身散发着硫磺味，还带着一圈空白，群众在这圈空白之外纷纷议论，声调里带着愤怒。
一位女同志（大约是家庭妇女）感叹说：咳！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呢！忽然，外文系系主任吴达元走近前来，悄悄地问杨绛：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杨绛回答：你想吧，我会吗？吴达元立即说：我想你不会。
他心里明白，杨绛是一位治学严谨、说话很有分寸的老师。
杨绛很感激吴达元，可是那时也只能谨慎地走远些，恐怕累及他。
杨绛带着这一头雾水，独自一人回到家里。
钱钟书和女儿都不在家，女佣早已睡熟，没人倾诉，没人安慰。
这天夜晚，杨绛思绪万千：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
我并没有这等大志。
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
于是，她只看了一会儿书，便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