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起来，杨绛特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拿着个菜篮子到校内菜场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看一看旁人如何表现：有人见了杨绛及早躲开，有人佯装不睬，但也有人照常和她打招呼，而且有两三个人还和她说话，有一人和她说笑了好一会儿。
这在杨绛眼里，平添了几分滑稽，可作喜剧的素材[ 杨绛：《控诉大会》，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236～237页。
]。
四这场大会开后不久，《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清华大学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的消息，还点了杨绛的名，说什么：×××先生上课专谈恋爱。
杨绛自认为，幸亏自己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
三十多年后回首往事，她说：我的安慰是从此可以不再教课。
可是下一学期我这门选修课没有取消，反增添了十多个学生。
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作了检讨，决不能再消极退缩。
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
我总不能借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只好自我辩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
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
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
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杨绛：《控诉大会》，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10月版，第238页。
]。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被称作洗澡的运动中，都像杨绛那样富有韧劲，夯实了与命运搏击的基础，他们的生命过早地凋落了。
在杨绛记忆的荧屏里，便留下若干影子。
杨绛一九八八年撰写的《忆忆高崇熙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事例。
高崇熙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兼任化工厂厂长。
大家都承认他业务很好，可是却说他脾气不太好，落落难合。
他的夫人高太太善交际，所以杨绛、钱钟书夫妇尽管不善于交际，也和高家有些来往。
他们发现高崇熙脾气并不坏，和他很合得来。
一九五一年秋季的一个星期日，正是晴朗的好秋天，杨绛夫妇一时兴起，想出去走走。
杨绛还记得高夫人送过鲜花来，还未去道谢。
他们就步出南校门，穿过麦田，到化工厂去。
杨绛和钱钟书进了工厂，拐弯曲折，到了高氏夫妇寓所。
高太太进城去了，家里只有高崇熙一人。
他正独坐在又像教室又像办公室的客堂里，对钱氏夫妇的拜访好像出乎意外，他请两人坐下，拿了两只玻璃杯，为他们斟了两杯水。
高崇熙笑得很勉强，与他们酬答也只一声两声。
钱钟书乘机问起他们厂里的思想改造运动，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杨绛凭着女性的敏感，觉得高氏心情不好，自忖来得不是时候，坐不住了，就说是路过，顺道看看，还要到别处去。
说完便起身告辞了。
高崇熙并未挽留，却殷勤送他们出来，送出客堂，送出走廊，送出院子，还直往外送。
夫妇俩请他留步，他硬是要送，一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
杨绛记得大门口站着个看门的，他站在那人旁边，目送杨绛他们往远处去。
在回家的路上，杨绛和钱钟书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有些纳闷——高崇熙也不是冷淡，也不是板着脸，他只是笑得那么勉强，那么怪。
真怪！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