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杭病愈后，想另换房子租住。
有一位亲友为他介绍了一处，杨绛父母去看房子，也带了杨绛同去。
那所房子正是钱钟书家租居的流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
那是杨绛第一次到钱家，不过，没有遇见钱钟书。
后来，杨绛向钱钟书谈起：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
钟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六一九二○年，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
老家仍在无锡，在上海租赁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
在上海期间，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
这里摘录的内容是杨绛在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定稿的《我在启明上学》中的片断，从中可以见出其与《我们仨》一脉相承的委婉的叙述风格——我十岁，自以为是大人了。
其实，我实足年龄是八岁半。
那是一九二○年的二月间。
我大姐姐打算等到春季开学，带我三姐到上海启明去上学。
大姐姐也愿意带我。
那时候我家在无锡，爸爸重病刚脱险，还在病中。
我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所以我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都是爸爸送往启明上学的。
一九二○年二月间，还在寒假期内，我大姐早已毕业，在教书了。
我大姐大我十二岁，三姐大我五岁。
（大我八岁的二姐是三年前在启明上学时期得病去世的。
）妈妈心上放不下我，我却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所以妈妈让我自己做主。
妈妈特地为我找出一只小箱子。
晚饭后，妈妈说：阿季，你的箱子有了，来拿。
无锡人家那个年代还没有电灯，都点洋油灯。
妈妈叫我去领箱子的房间里，连洋油灯也没有，只有旁边屋间透过来的一星光亮。
妈妈再次问我：你打定主意了？我说：打定了。
你是愿意去？嗯，我愿意去。
我嘴里说，眼泪簌簌地直流，流得满面是泪。
幸好在那间昏暗的屋里，我没让妈妈看见。
我以前从不悄悄流泪，只会哇哇地哭。
这回到上海去上学，就得离开妈妈了。
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我自己整理了小箱子。
临走，妈妈给我一枚崭新的银元。
我从未有过属于我个人的钱，平时只问妈妈要几个铜板买东西。
这枚银元是临走妈妈给的，带着妈妈的心意呢。
我把银元藏在贴身衬衣的左边口袋里。
大姐给我一块细麻纱手绢儿，上面有一圈红花，很美。
我舍不得用，叠成一小方，和银元藏在一起做伴儿。
这个左口袋是我的宝库，右口袋随便使用。
每次换衬衣，我总留心把这两件宝贝带在贴身。
直到天气转暖穿单衣的时候，才把那枚银元交大姐收藏，已被我捂得又暖又亮了。
花手绢曾应急擦过眼泪，成了家常用品。
启明女校原先称女塾，是有名的洋学堂。
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呀，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
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
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
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可是不久我便融入我的新世界，把大王庙抛在九霄云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