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字 上海娼妓业于史学家之所以重要，所涉妇女的人数之众至少是部分原因。
然而要说出上海卖淫女子的确切数目是不可能的。
公共租界对娼妓时禁时容，而在法租界，妓院则有营业许可证。
各种市政府态度不一，这意味着没有系统地收集统计资料。
妓院老板哪怕只为省下贿赂官员的费用，往往也会有意隐瞒生意的性质和规模。
计数一事，和分类、管理一样，并非中性的活动。
在上海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创建统计资料是国家政体法度建设过程的有机部分，体现了现代性工程所具有的侵扰特征，常受到被调查人群的抵制。
统计数字貌似准确，然其搜集者为各种不同的团体，之所以要搞统计的理由也时时在变，至于统计对象，更是有十足的理由不说实话。
现能找到的残缺不全的统计资料表明，社会上的卖淫队伍呈不稳定增长的态势。
据公共租界一位西洋卫生检查官1871年的统计，租界内有1632名中国妓女，而法租界公董局估计在法租界内有2600名。
３９两处的青楼据说多为国人而非洋人所设。
1908年的一部指南列了1219名妓女（其中最高档的969人，次之146人，广州妓女42人，东洋妓女62人）。
低等的妓女未列入，或许因为作者是在指点冶游高档青楼的门径，而非监测公共卫生情况。
到了20世纪10年代后期，公共租界当局对卖淫比较关注了，遂发现妓女人数在增长，恐慌心理和勤勉的统计互推互动，两者都在升温。
上海市工部局正俗科在191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妓女总数已达7791人，其中差不多五分之四是马路拉客的野鸡。
1920年间，租界任命的淫风调查会的一项报告中提到，仅在公共租界就有4522名中国妓女，也就是说租界中每147个中国居民中就有一个妓女。
报告还指出，若大上海以150万人口计，并算上在法租界活动的妓女，则上海每300个中国居民中就有一个女人以卖身为生。
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报告中所说的偷偷摸摸的妓女。
事实上另外一组差不多同时进行的统计显示，在两个租界有六万多名娼妓，其中多数是被称为雉妓的街头拉客女，或更低等的卖淫者。
实际上每一个观察过上海滩景象的人都会说到，没有营业许可的娼妓以及有其他职业掩护的卖淫人数大大超过了有营业执照的妓院。
20世纪，舞场内计时付费的职业舞女、按摩院里的按摩女郎、歌舞杂耍场里的女招待、旅行社的向导女、卖报纸香烟和水果的小商贩、巡回为水手织补衣服的补衣女等等——或是因职业需要，或是因收入微薄需要补贴，这些女人实际上都在从事卖淫活动。
虽然当时的调查统计很少将她们计入妓女队伍，但在估算提供性服务部门的规模和理解妇女的从业选择时，必须考虑这些兼职的或有伪装的妓女。
20世纪20和30年代发表的数字与其说是统计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科学学者和改革家所提出的粗略见解。
他们拿出来的往往是大数，约数，是有伸缩性的数字；它们引导读者，使他们去想像有越来越多的、根本无以计数的妓女活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1927年的一项估算称有执照的和无执照的娼妓数字为120000人，到了1935年，估计达100000人，增加的部分主要归因于农村的自然灾害和萧条时期工厂的倒闭。
1937年，在日本入侵前夕发表的一份英文报告称公共租界有25000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也就是说，租界的每14名妇女中就有一个妓女。
妓女中有五分之一是已知的职业卖淫者，４０但作者们最忧虑的是百分之八十的非正式从事卖淫活动的人，她们在百货公司的屋顶庭院，在旅馆、公园、电车、影院以及在街头拉客。
战后的一项研究将专职妓女的数字定在50000人，但也指出这数字应增加一倍，以包括行为接近娼妓的妇女。
这些数字意味着，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一些时段，妓女的人数超过了棉纺女工数。
按照1935年公布的10万妓女的数字推算，大约每13名妇女中就有一个妓女；按照战后的数字看，则是每15至20名妇女中有一个；如果只考虑年轻的成年妇女，则比例还要提高。
调查报告的作者在探讨娼妓数字上升的原因时，最经常提到的是上海人口的增加，大量流动人口（贫富都有）从其他地区进入上海，以及男女人口比例不均。
1910年到1930年间，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内的上海人口增长了将近两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人口与1930年大体持平，可1945年至1947年，人口再次增长了三分之一。
1910年时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82%以上，到1930年时已超过90%。
流入上海的女性人口在工厂、尤其是纺织厂找到工作；有的当了佣人或奶妈，还有的进入娱乐行业，或当了娼妓。
但是流入上海的男人数目大大超过女人。
30年代初，在租界以外华人管辖的城区里，男女性别比一般是135∶100，到了二战以后的三年间，这比例已下降到124∶100。
而在租界，中国成年男女的人口比例更加失调，1930年公共租界的男女之比为156∶100，法租界是164∶100。
民国时期的社会改革家总爱指出，城市人口中婚姻无着的男性过多造成了性交易需求的增长。
虽说可能情况属实，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年份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成年男女性别比却稳步趋向比较均衡。
正是在这同一期间，报告出来的娼妓数目却在稳步上升。
归根到底，数字的意义不在于准确指示娼妓业的增长情况，而是引导人们看到变化着的统计方法和统计目的。
要对什么进行统计，为何统计，由谁来作统计，这些在上海是经常发生变化的。
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继回忆录之后成为书写娼妓业的主要文类，改革代替了原先的赞赏而成为作家的主要议题，这时调查报告也就置换了原先的登记造册而成为娼妓业统计的主要手段。
看似确凿的调查数字很快就过时，４１代之而起的是援用模糊的大数字的做法，所传达的意思是，卖淫已成为无法控制的、五花八门的并日益具有危险性的现象。
当国家和改革者坚持实行对娼妓的监控时，统计成为大家都使用的一种手段。
如此产生的统计数字与其说明对娼妓业的限制已见成效，不如看作是表现了上层人士越来越强烈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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