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烟间和钉棚 最低等级的要数在花烟间和钉棚卖身的娼妓了。
花烟间即客人边吸鸦片烟边嫖妓（花）的地方。
与高等妓院一样，开始它们也在老城区内（小东门一带），后来迁到了租界，散落在各处。
此类堂子淘汰得最迟的是打狗桥附近的三五家。
1893年一部回忆录的作者将雉妓堂子和花烟间进行了比较，说前者要花三四元，破衣烂衫的还拦住，花烟间则贩夫走卒都让进，抽烟玩女人两不误，全算上也就一百钿。
指南书一般不描写高等妓院的常客，也许因为这些书好像就是直接为经常光顾那里的人而写的。
５０对比之下，作者们写到雉妓堂子和花烟间一类的低贱场所，便往往露出鄙夷不屑的样子，不遗余力地将自己同那里的狎客分开。
书中描写的花烟间又小又脏，没什么家具，被子臭烘烘的。
花烟间同周围房舍的区别在于靠在门口的一张梯子，那是它的特别标帜。
花儿们在门口有坐有立，唱着十杯酒之类的淫调，看见有人走过，便叫住他，使个眼色，然后一拥上前，将那人像俘虏般擒上楼去。
到花烟间去嫖，俗称跳老虫；何以叫做跳老虫，解释也是形形色色。
一部指南说跳指的是女人见有人过来便从梯子上一跳而下的习惯。
另一书则定义得更加直白： 这也是一种象形名词，老虫当然是象征某种器官，此虫无长劲，一跳即完，跳老虫者言其特别快也。
白天的买卖俗称关房间，1910年以后关房间的价格是两三角，可住夜厢即夜度则要二元。
有的资料说，1933年禁烟后，花烟间就销声匿迹了，另一些则认为花烟间的名称照常使用，皮肉生意照做，只是不再开灯点烟了。
钉棚散落在城北的闸北、虹口一带，是极其简陋的堂子，嫖客都是些头脑简单经济力弱的劳工们。
价格也贱，一炮式的一角，夜度也就一元。
这种场所的性交易被赤裸裸地称作打钉，顾客全然不必如在高等妓院那样去做花头或懂得开条斧等等的规矩。
洋娼妓与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妓女，她们由被改革者称为白奴贩子的拐卖妇女者贩运来沪。
洋妓的客源主要是洋人群体和靠岸的水手，有些也做华人嫖客的生意。
上海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至少部分是受了欧洲人写的游记的影响，书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沪上欧美妇女的妓馆中所能享受的声色之娱及其危险性。
同中国人写的指南相仿，这些据说是亲历见闻的叙述其实也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每说一遍都会添枝加叶。
不少外国作者构造出他们想像中白种女子遭受中国男人摧残的可怕故事： 站在车杠间的黄包车夫听说要拉我们５１去施高塔路时便咧开嘴笑了。
那是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听说开着三百所妓院，每所约十至十五名女人，各国的都有……这类妓院主要是外籍妓女管理，有俄国和波兰来的犹太女人，还有许多罗马尼亚人。
那是罪恶的渊薮，是中国杀人魔王、外国凶手和拉皮条人的围猎场和总部，其中大多是漏网的罪犯。
数百个姑娘经他们的手转来转去，从一个妓院到了另一个妓院。
妓女中有许多美国姑娘。
那些家伙会讲出他们在美国的城市里如何不择手段地引姑娘们上钩，也有女人受了魔鬼操纵，自己愿来，总之将她们弄到手后转口到此挣大钱，因为有东方人情愿出高价玩弄来自遥远国度的白种女人。
有作者认为，在一个危机四伏、毫无人情关爱可言的大都市里，白种女子与东方人的接触必然以女人受伤害告终： 当然，结果就是疾病与死亡；那是无可避免的。
再严谨的预防措施也无法保护妓女，使之不染疾；一旦得病，在妓院里就没用了，就必须离开，要么拖着垮掉的身子悲惨地回到远方的故乡，一辈子就这么打发了，要么就是死亡，其惨状无法记录，因为她死在这座对她的命运毫无兴趣的城市中某个阴暗肮脏的角落。
外国人对在沪欧洲妓女的描写侧重于有梅毒的非白种人对白种女人的威胁，但中文资料则比较杂，且很少有将洋妓写成受害者的。
1905年的一则叙述对白人妓女毫不客气：其人大都龋齿蓬头无异药义变相狮王一吼见者寒心。
后来的报道好得多，或许反映出公众已对卫生和经济问题比较关注了。
高等妓院中西洋妓女洁净无毒，工作环境良好，每夜收费50元也能积攒下一大笔钱，对此种种三四十年代的文字都予以肯定。
欧美妓女中人数最众、地位最低的要数俄妓。
最早的一批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就来上海了，由此引发了传教士杂志《中国记事录》的愤怒之声。
记录者是位洋人，他深恐大批白人妓女的到来会打乱半殖民地上海的社会秩序，还可能有辱所有白人的身份地位： 如果不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文明的好名声，是的，连我们的家园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自从日本人占了满洲南部的省份、５２将这些地方的妓女统统赶出去后，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就充斥着这类劫掠成性的货色。
尽管出以公心的公民努力组织治安维持会来驱逐这些妇女，以使街道马路不再受到这些轻佻女郎侮辱性举止的骚扰，然而俄妓的人数持续增加，十月革命后更是如此。
30年代一位观察者估计住在上海的俄国妓女达8000人之多，而其他国籍的白人妓女也就2000人。
许多人来自北方城市哈尔滨，她们或公开在法租界和虹口区的罗宋堂子卖淫，或在舞厅当舞女兼卖淫赚点外快。
有的俄国女人在虹口的酒吧间工作，客人买10元一瓶的酒她们就能得1元，一个外籍观察者这样描写道： 这些女人也许并非娼妓，但与之接触的男人没几个会否认她们中的多数在酒的作用下也很情愿干点卖身的副业，而饮酒是她们的正业。
……与其让她们一瓶酒挣一元，毁了身体，最后变得比最低贱的畜生还低下，还不如让这些可怜的女人正经去当妓女（如果可以用这样的字眼的话），钱财上可挣足了买卖的好处。
白俄堂子为招徕顾客，雇用了华人无赖做领港，他们给路人赏览西洋百美图，并领着穿街走巷至深处的堂子。
无论中外作者笔下的这些女子都可怜兮兮；与其他的西洋妓女相比，俄妓更容易成为狠心人口贩子的牺牲品，长相又差（一中文指南形容说俄妓论姿色臃肿如蠢猪，骚臭不堪向迩），也更容易染杨梅疮。
一位作者规劝道，不若直截痛快的实行一炮主义，也不要同俄妓过夜，语言隔膜，终是无趣。
日妓也在虹口一带营业，尤以北四川路居多，20世纪都知道那地方叫神秘的北四川路，路两边全是粤妓馆、日妓馆、俄妓馆、赌场和按摩院。
日妓中有艺妓，19世纪的资料中形容艺妓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其不易近身这点有时会同长三幺二比较。
同一些资料还说要宿日妓相对更容易些。
有些日妓兼职做侍女、茶馆招待，或开小饭馆；还有的靠走街穿巷的小贩和黄包车夫为她们拉生意，一炮收费几元。
对在沪日妓的描写受到中日之间政治矛盾的影响。
５３例如，1919年底发表的一篇写艺妓的文章中就提到，《晶报》说自五四以来学生一味地调查死日货（为了抵制日货），却忽略了活日货。
北四川路说得如日本侨居地（原文只说××侨居地，因30年代初曾时不时地禁止在可能被解释成抨击性言论的内容中提到日本）。
沪上的日本艺妓馆被说成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有以色欲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针。
同时，日妓又被说成别有风味，因为日本一切倭化，陈设简单而索酬不菲。
30年代的一位作者认为嫖东洋妓院的好处是无染病之虞。
未行交媾之前，嫖客必先行淋浴，由日本女佣伺应洗拭并检查有无毒疮溃烂等状。
文章告诉华人狎客说，假如因就浴时赤裸裸的与侍女调笑感到不自在，反而会被人家看成洋盘。
再者，因日俗是席地而坐，进门必须脱鞋，所以应注意不穿有洞的袜子，免得让日本女人诮笑。
这些警示性的用语都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日妓一方面受到嘲笑，另一方面又被视为洁净和精致的标准。
归根说来，书写娼妓业的中国作者对在华外籍娼妓很少注意，无非是说到有东洋西洋妓女存在，并将她们的状况、地位与其国籍联系起来（如卑贱的俄妓、强大的日妓之说）。
令外国作者和读者神往的冒险家的乐园故事将上海描写成各色人群汇集的异域大都会，那里有心怀叵测的欧美人，还有不可知的他者。
这样的世界对中国作者和读者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详述社会类型并分出等级高下，点出社会问题，建立行为规范等。
在中国人为国人所写的文字中，上海再现为巨大、复杂而危机四伏的地方——但并非不可知。
在中文语境中，洋娼妓处于娼妓等级之外，不在中国人的思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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