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式卖淫与摩登卖淫 想在一种等级体系内囊括形形色色的上海娼妓业是不大可能的。
许多妇女并不在妓院体制内从业。
她们是性劳务市场的零散工，按需要在这里进进出出，挣些外快作为工资收入的补贴。
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她们没有得到上海市政机关发的执照。
所有的观察家一致认为当局对于在妓院内外从事性服务的妇女进行注册登记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无照经营的娼妓人数等于或超过了长三幺二雉妓等等有执照的妓女。
无照者有种种名称，如私娼、暗娼、私窝点子或半开门等。
打零散工的妓女如其他的妓女群体一样，成分很复杂。
有的差不多可以算小贩，有的是女裁缝，还有韩庄的庄花一类，衣着打扮像体面的上等人家人，在戏院里搭讪男人。
此外，一般都知道通过中介人雇来的女佣同东家的关系是日里主仆，夜里夫妻，一物两用。
指南书谈到高等妓女时，教顾客如何言行得体，免得出洋相（见第三章和第五章）。
说到野鸡和其他低等妓女，重点便挪到如何规避纠缠和预防染病。
假如指南的分类中包括兼职的和临工性质的娼妓，那么主题又有所变化。
作者会用这些娼妓来告诫人们说，偌大的上海环境复杂，事情往往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样。
社会地位是模糊不清的，想要在社交场上行为得体，就必须具备都市中人的本事，能透过表象看清实质。
指南作者就派发自己充当知情者，传授要紧的知识。
考虑到茶室女招待、舞女、按摩女、向导女、脱衣舞女等附带卖淫的职业激增，就需要对娼妓等级不断进行修订更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必要。
（见图3）女招待、舞女等收取费用，做陪伴、娱乐招待及提供性服务；从事这些新兴职业的女子穿着西式衣裙，俨然一副新式的人上人的派头，迥异于旧时的名妓做派。
她们做的是摩登的娼妓业，强调为工商阶级的人士提供实用的高效的服务。
女茶役又叫玻璃杯，因所端饮料而得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她们为下等游艺场的茶客提供陪伴服务。
（见图4）当年福州路一家游艺５９场的经营者发现雇佣女招待很能招徕顾客，于是这种特殊工种应运而生，对女性开放。
互相竞争的游艺场纷纷辞退男招待，雇佣女招待。
30年代时，客人要一杯茶，女茶役收取一两角的茶资，外加一角小费。
指南作者说大多茶客心思都不在茶上，而女招待也被说成专长于抛媚眼，打情骂俏，卖春，给人捏来捏去。
一位给妇女杂志撰文的作者间接地道出了这些女子与斥责其处境的改革者之间的隔膜。
她说，午夜，游艺场里的灯火熄了。
……被玩弄的女子们终究去被玩弄了，在我们旁观的第三者，当然不明白被玩弄者的心绪的。
一则文字声言大多女茶役有十来个常客，30年代时每月可净收数百元，生意清淡时，还可与客人过夜挣到额外收入。
还有些人则没那么高调，他们描述的女茶役不拿薪水，卖出的头六杯茶还需向账房倒贴钱，因工作性质关系，她们必须花钱买衣服和化妆品，经济上不堪重负，因此才同男人睡觉，可从他处得到几块钱，或丝袜子高跟鞋旗袍料一类的东西的。
关于咖啡馆女招待和酒吧女的报道中也有同样的描述。
好几篇文章特别提到，女茶役不受妓院保护，而在公共场所工作，所以不得不同直接控制她们的营生的地痞或曰老公维持良好的关系（包括性关系）。
有时女茶役的故事还讲到她们原先是工厂的女工，同日本人关系紧张以后那些雇佣她们的厂子倒了，她们被迫走入现在这个行当，天天同男人打交道，而男人对之不过是始乱终弃。
此类故事将个人所受的羞辱与民族的耻辱联系起来，虽说两者究竟是怎样的联系并非总能说得很清楚。
20世纪30年代跳舞场在上海时兴起来，不少妇女也就应运当了计时舞女，其工作就是同买了门票进场的客人跳舞，还要劝客人买昂贵的香槟酒，她们从中可稍稍提点成。
自有舞场以来，形形色色的女人都被吸引来做伴舞女郎，其中包括出完夜间的堂差来舞场挣外快的高等妓女，也包括下等娼妓，她们将舞场当作搭客的主要场所。
刻画舞女生活的文字中最常见的是她们的辛酸与卑微。
跳舞本身在西欧并没有什么恶劣的意思，不过一到了我们东方，就给一般色情狂，６０或图利的商人，视作一种色情营业。
许多文章提到舞女的家庭往往在风雨飘摇的经济和战乱中备受磨难，她们只好选择此业以养活父母和兄弟姐妹。
文中常会提到不时有舞客对她们动手动脚，她们只得忍气吞声；有的拼命想读点书，好离开舞厅；舞女时刻面临直接步入卖淫的危险。
书中有时也写她们与其他一些出卖色相的摩登女郎一样，捏在老板娘或契约人手里，备受虐待，因此处境同那些有明确的妓女身份者并无二致。
有的虽不直言，却用类比的方式委婉地暗示舞女的卑贱地位，如一篇文章就称：舞女和倒粪夫，在绝不相同的上海环境中求生存，前者结束上海之夜，后者开始上海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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