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说，娼妓业似乎是男性霸权驰骋的舞台，在这个行业中女人被当作交易的商品出售。
实际情形中，往往是女人把持着行业，她们通常住在一起，形成了明确的妇女小团体。
妓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男人的役使，但她们也并非只是被动承受男性虐待的受害者。
她们会以个体和集体的方式进行自卫。
她们讨价还价，她们既可能受到男人的凌辱，却也可能搜刮嫖客。
新近对娼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最后一个重要主题，是国家当局与主张改革的人士之间的激烈论辩；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许多国家都发生过这样的争论。
粗略说来，得到医疗部门支持的政府官员辩称卖淫是必要的罪恶，应通过妓女登记和对她们进行医疗检查加以管理、节制，而包括基督教和妇女权益活动家在内的各类改革派则反驳说，娼妓业是社会罪恶，应予以废止、革除。
各种不同的管理方法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法国、英格兰、苏格兰、意大利、俄国等国的卖淫组织的形态。
管理的主张输出到殖民地后，还加上了种族主义的特色；管理者对当地妓女竭尽污蔑之能事，他们设法保护殖民者（尤其是士兵）不受疾病的威胁，免受所谓不洁的有色妇女的危害。
对于妓女来说，无论管理还是取缔都不是什么好事。
在管理制度下，妇女必须履行繁复的登记手续，这使她们同本来所隶属的劳工阶级群体割裂开来，也使暗娼数量增加，致使警察可以用怀疑卖淫的理由随意滋扰全体劳工阶级妇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认为发放执照和体检有损妇女地位、因而反对进行管理的上层妇女改革家，对她们那些失足姐妹们也好不了多少。
许多女性主义团体自以为是在打击对妇女的性剥削，同时也是在更广的层次上打击男权统治。
然而，禁娼的法令往往使劳工阶级妇女的生活陷入更深的困境。
禁娼令下，政府加大了打击卖淫的力度，许多妇女被迫地下卖淫；当她们受到警方骚扰时，就会向拉皮条人寻求保护，但这样做的代价更惨重，不但丢了收入，失去了控制权，甚至难保人身安全。
上述各主题在上海娼妓业的发展进程中也都具有重要性。
但在中国，７人们就什么样的两性关系和社会性别关系有助于在半殖民地的不利环境中形成现代国家的问题，进行了热切的公开讨论，在这种场合娼妓问题也会被提出来。
中国从来没有成为某一大国的完全的殖民地。
相反，从19世纪中叶起，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纷纷立足通商口岸，并占据了包括城乡区域在内的更大的势力范围。
毛泽东发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语来形容这样一幅情景： 软弱的国家政府对农村的上层实施有限的权力，外国人则控制了现代经济部门，介入地区政治和全国政治。
口岸城市中的租界是外国直接的政治统治、经济活动和思想影响最为密集的地区。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上海一直是条约确定的通商口岸，城市中有一部分归西方人治理。
西方和日本的商人、水手、工业家和冒险家在上海安家，有的还在上海发了财。
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它吸引了全国的商贾，吸引了农村男女前来讨生活。
上海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上海包容了来自各国、各地区、各阶级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它也是庇护所，从基督教道德自新派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等，各路政治鼓动家均厕身上海。
所有这些人群分别归属三个不同的市政机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缴纳地产税的外国人选出的委员会管治。
洋投资者活跃在商业和轻工业界；洋教育家则控制了上海许多新的教育机构。
在动荡不定的、事实上已经殖民化了的上海，上层人士本身经历了深刻的经济政治变化，痛切地感受到中国半殖民地状况之不稳定，国家主权之脆弱。
正是中国的这种不完全的殖民化状态引发了特殊的、与真正的殖民地不同的焦虑。
一方面，形势随时有可能恶化（也确实经常面临恶化的境地）；但从另一方面看，目标明确的果断行动有可能避免更大的政治灾难。
上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主张。
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以建立强盛的现代国家为目标，这个现代强国应能采纳殖民者的方法并作这样那样的变通，以此来挫败殖民扩张，防止半殖民主义深化，并最终击退殖民主义势力。
形形色色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所要争取的现代性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
现代性是个闪烁不定、不断退移远去的目标。
它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很多人感到也必须对文化习惯进行彻底的检讨修正。
现代性能使半殖民状况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８在娼妓问题、性、婚姻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大辩论，与界定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虽说引起这些讨论是因为上海存在着显著的外国势力，而且讨论处处受到这种存在的影响，可讨论本身却很少直接提到外国人。
中国的文人作家说到洋人时，通常是为了拿欧美、日本的娼妓或婚姻状况来作比较。
在上海从业的洋妓女、她们的洋嫖客、嫖华妓的洋人，以及更广义地说，对塑造上海的形态和历史起了重要作用的半殖民主义势力的活动等等——凡此种种，在大多有关娼妓问题的文献资料中只是一笔带过。
这是在半殖民化的城市的缝隙之中、决意要在内部进行的一场有关现代性的对话。
一位上海妇女向男人出售性服务（对参与者和观察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因娼门层次的高下和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
这是因为上海娼妓业有多方参与其中，所有的参与者——妓女、老鸨、嫖客、妓女的相好和丈夫、娘家人、夫家人、警察、法庭、医生、市政府、传教士、社会改革者、学生和革命者等等——都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对娼妓问题的认识理解，并对所形成的认识提出质疑、反复商讨和吸纳利用。
于是，研究娼妓业及其变迁对理解上海社会多个阶层的思想和社会习惯具有启示作用。
又因为关于娼妓问题的辩论往往在地区或全国性书刊上进行，故这一研究也能勾勒出20世纪中国社会有关社会性别与现代性的争论的概貌。
在我所研究的这一个世纪中，不断变化的妓女形象在上层人士的讨论中起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表征作用。
上流社会男性（间或也有上层女性）写下了大量的有关娼妓的文字，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在上流社会的话语中，高等妓女体现了圆熟的文雅情致，成了温文尔雅的最高权威。
指南书、回忆录、人称蚊虫报的寻访艳迹的小报等大力赞叹美貌的名妓，描写往往含有刺激性的细节，尽情渲染她们与城里阔佬权势人物之间罗曼蒂克的纠结。
这类文章还往往含有警示性的语言，正告读者妓女会如何耍手腕，在顾客身上打钱财主意。
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有详尽的指示，说明老到的嫖客应怎样向名妓和其他的嫖客显示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于是指南书成了造就上流男性的入门读物。
与赞赏文字并行的，是有关在马路上拉客的妓女的报道，主要刊登在主流日报的地方新闻版和外国报纸上。
报道中的下等妓女被描述为绑架、人口买卖、挨老鸨打骂的受害者，同时她们也被说成是扰乱治安、传播性病的不安定因素。
人们或许会得出结论说，有关妓女的文章泾渭分明，９有的专写高等妓女，有的专写下等妓女。
但是上海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文章中有关牺牲品和危险的性交易的调子逐渐升温，到了40年代几乎已完全淹没了愉悦的声音。
在二三十年代，娼妓被广泛地表述为社会问题的化身，妓女代表受践踏、妨害治安，代表危险。
改革者经常斥责娼妓业剥削妇女，是国家的耻辱，甚至就是中国国力单薄的关键问题之一： 人们论证说，如果一个制度竟允许将妇女当成下等人，那这个制度必然只能产生弱国。
这一阶段，报纸和通俗小说家开始对娼妓业中不那么享有优裕待遇、不大受到保护的部分投以更多的关注。
关注对象的转移与另一种文字形式的兴起有关。
当时揭露丑闻黑幕的新闻报道和小说有了较大的发展，其读者群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
揭丑文字关注形形色色的社会罪恶与不幸，例如讨饭、不讲公共卫生、虐待佣人、卖淫等等，当然还不止这些。
在这一阶段，将权力扩大到城市生活的新领域中去的警察和法庭，也管起了娼妓业。
至少它们对涉及娼妓业边缘的现象，如将良家妇女卖入娼门或所谓危害公共秩序的马路拉客等，实行了监管。
到了40年代，娼妓与正经人已经截然有别，尤其同正派的小市民泾渭分明。
娼妓已被归入城市不安定因素的范畴。
我们对这一系列变化叙述得有条不紊，这似乎意味着变化的过程井然有序，可事实不然。
将娼妓业描绘为欢场和危险地带的文字其实相互交错，同时存在。
但是，不管怎么说，对混乱和危险的关注增强了，对之加以管理节制的管理制度搞起来了，这些都对上海娼妓的日常生活、身份归属和她们的行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事实上，关注的眼光和管理的加强甚至影响到什么样的人可算娼妓的问题。
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化和经济机遇的变化都可能使娼妓的人数增加，也使人们对之更加恐慌。
然而上层人士观念的变化，他们将妇女地位和国家实力的强弱联系起来的看法，却创造出一种话语，它使娼妓人数的上升获得了特定的意义。
这种话语甚至就用妓女这一现在最为通用的词指称这类女子，而不再沿用早年的名妓一词。
社会上层设立了新的机构，负责对妓女进行分类、改造或管理，这些工作又构成了妓女生活的具体环境。
上海娼妓业是有丰富内涵的交汇点，可以从中探索有形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互相纠缠在一起，因为单有其中一方是不可能对娼妓生活产生决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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