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难之处 尽管当妾有其吸引力，实际上确有许多妓女当了妾室，但是为妾之路实在不好走。
妓女往往厌烦小妾生活的封闭和感情生活的苦涩。
如果男人将新讨的小老婆安置在大老婆的屋檐下，则大老婆很可能不许男人去小老婆的房间。
在这种居住安排中，男人、大老婆、小老婆之间每天起摩擦是司空见惯的，长此以往，原先再甜蜜的关系也会变得酸涩无趣。
有些人发现当妾在一些方面还不如当妓女有保障，因为妾必须靠一个男人始终宠她才行。
妓女过惯了热闹的社交生活，有时觉得家庭生活过于与世隔绝，遂离开新婚的丈夫去寻求不怎么受拘束的生活。
例如，野性十足、外号匪帮的葵青云老五在结婚一个月后就离开了男人，为的是丈夫不同意她自开银行户头。
（据说她跟着心爱的戏子去了杭州。
）洪如玉的丈夫反对她抽烟，不愿意她夜间同别的妓女一起外出寻开心，洪便翻脸争吵。
（双方讲和，条件是他答应她在家里抽烟，她答应不再同别的女人外出。
） 许多妓女婚后家庭喧扰、关系破裂，可有不同的解释，如证明妓女水性杨花，或桀骜不驯，或工于心计。
《晶报》详尽地跟踪报道宝琴的情况。
宝琴原是常熟穷苦人家出身，被一邻居收养后，又典押到上海的一家妓院，那时她才13岁。
后来她给自己赎身，事业发达，终于在年度的花界竞逐中荣膺花国副总统（见第六章）。
经历一次短暂的婚姻后，宝琴又回归本业。
1919年9月，宝琴决定嫁给顾二做妾以换取身价钱5000元（一说5400元）。
她母亲从常熟赶来上海主理婚事。
然而，甚至就在10月中行婚礼之前，宝琴据说就为做了顾的第五房太太而气恼（后来的资料说她是被债权人逼迫无奈，本心根本不愿嫁给顾某）。
不到一个星期，124报纸报道说宝琴日夜哭闹喧扰，对在妻妾中排行第五大为不满，并以出走相胁。
顾则冷静地回答说，自己为她付的身价实属慈善之举；用洗澡的方式恩顾她令他感激，不过她真要走也请自便，他不会强留。
至10月24日，宝琴果然已还二千身价钱出走了。
宝琴的母亲听说她不吃不喝、成天说胡话，很是着急，将她送回了常熟。
《晶报》起先暗示宝琴为赖着不还身价钱而装疯，但后来的报道说她可能有更险诈的动机。
报上说，有人看见她结婚前夜同老客人、政府官员汤先生在一起。
次日成婚后，突然吵着要吃鸭胗肝，买了五只，坐在顾的对面吧唧吧唧大嚼起来。
顾叫她别吃了，她生硬回嘴。
于是他掏出2000元给她，叫她走人。
她回到汤先生身边，汤以每月400元的租金包了她几个月，后娶为夫人。
但宝琴的婚姻变故并未到此为止。
10年后，不知疲倦的闲话专栏又报道说宝琴对汤先生又骂又打，汤已中止了他们的关系。
宝琴再度混迹烟花巷，总是炫耀她的学生装和皮外套。
与一些名人显要来往后，她消停了一段时间，跟了军阀白崇禧的秘书，后来此人事业受挫，她又弃他而去。
一则叙述称宝琴刚入行时天真烂漫，胸无城府，但紧接着说，自入北里后，耳濡目染，受姐妹行中之同化力日深，放浪形骸，及至后来益恣意放纵。
宝琴不但能说会道、放浪形骸，同时她也很在意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钱财进账。
每次结婚前，显然都权衡过婚姻能否增进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并据此作出决定，必要的时候不惜耍花招、采用极端手段，以取得预想的结果。
但她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这样做的：妓女们欠债容易还债难，宝琴每每须在巨大经济压力下选择自己的伴侣。
如宝琴与顾二分手一例所示，为妾者离异，其最大的财务障碍是颇具争议的身价钱归属。
如果婚姻不成功，男人可能要求女人吐出身价钱，那样她以同意结婚为条件所积攒起来的财产就受到折损。
有时为身价钱的事情会告上法庭。
例如，1929年时，一个名叫许少谦的人告妓女惠然老九破坏他们之间的契约。
许诉说1928年他曾付给惠然500元现钱、500元钱票，125惠然欠老鸨或娘姨的钱他帮忙偿还了500元。
作为交换条件，惠然应摘下招牌，不再营业，迁入许为他俩的共同生活而租的房子。
同居几日后，惠然回家甚晚，引起许的疑心。
他发现她居然仍外出应局差。
作为回应，惠然亦一纸诉状反告许。
她声称许收回了馈赠她的衣裳家具，还在她的妓家欠下酒水饭菜账。
她的律师辩护说用皮肉换来的钱应归她所有，但许的律师反驳说，没有一条法律、条例管得到姘居。
法庭最终裁决惠然归还钱票和付给老鸨的钱（现金不还，因为许无法出示给钱的证据），又令许清偿所欠妓院的账。
这起案例中，妓女与男人脱离关系时并未成为钱财上的显著受益人。
妓女结束一段婚姻后，通常的选择是利用新近获取的资源自己开妓院。
小报热切地详述妓女出山，回到了应堂差、茶围、花酒的娼妓生活。
并非所有的结合都短命：有些女人在生了好几个孩子后才回来做妓女；有个妓女回到原来的生活，因为她男人在婚后第七年失踪，过了几个月冒出来，欠了一屁股债。
妓女并不因当过小老婆而蒙耻，她们同没有结婚时差不多。
新的客人又会想收其做妾，他们不会因女人的前一次婚姻而却步。
从客人这方面说，成功地追到某个妓女既是其上等人地位的证明，也好独占自己心仪的女子。
但是盘桓在纳妾故事中的警戒调子却表明，妓女经常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这种安排。
从妓女这方面说，得到一个稳定的客人并与之进入长期的姘居或婚姻关系提供了某些条件，使她相对于老鸨和客人而言有可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和控制权。
客人赠送给当红妓女的礼物和小账进入了妓女的腰包，而不是妓院老板的账房。
妓女嫁作妾妇时，老鸨会拿到一笔钱，但妓女本人同样拿到了一笔钱，何况她可能利用出嫁作为一步棋，既结束她与老鸨之间不愉快的关系，也积累了更多的钱财。
说得更明白些，历史学者从小报报道和指南书中听到了另一种信息，尽管它不怎么符合那些作者的本意。
历史学者听到，烟花世界中的女子如有了一批常客，又很有生意手腕，那么从对个人时间和收入的支配权来看，妓女生涯给予妓女的空间大于传统的体面婚姻给予妇女的空间。
历史学者还听到，娼妓业中的女人对此心中有数，十分看重，并以此决定自己所采取的行动。
如果说进入婚姻有好处，126那么在某些情形中，离异同样带来利益。
史料很少提到妓女在婚姻中的情感趋向，但是妓女的行为表明，情感需要和物质利益很可能是纠缠在一起的。
在历史记载中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我们也不可以认定妓女在经验中会将两件事情分开。
上海娼妓的感情事务总打着一个深深的印记，那就是拼命争取财产保障和个人对财产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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