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可的仪式：花榜评选 冶游者和读者还通过另一种方式创造并认可了他们所共处的社会，那就是选拔最成功的高等妓女上花榜的活动。
名妓竞选于19世纪60年代至1920年间不定期举行。
类似的选拔在苏州地区自17世纪中叶就有了。
花界的选拔也有一整套描述和评判的复杂仪式，其中一些方面常有意攀比选拔文官的科举考试制度。
但是学子（男性）经十年寒窗后参加了选拔的笔试，而妓女则不同，并不是自己想参加评选就能参加的。
先是妓院的常客们应邀提名，将他们爱宠的妓女开个花名单，受到举荐最多的妓女获得与科甲第一名同样的品级，即状元，然后也同科甲一样，依次颁发榜眼、探花等品级。
妓女上花榜头几十名的机会大约是百分之一，这比男人的机会多多了：乡试中举而参加殿试者，能考上进士的三千人中仅一人。
有几年，美貌者与技艺精良者分列花榜和艺榜，后者从科举武科品级。
此外还有叶榜，品评优秀的阿姐大姐。
尽管评选名妓依据的是相貌和技艺，与当代选美活动的评判标准差不多，但两者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根本不同：选名花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品评对象不是女人本身，而是狎客们为她写的推荐评语。
小报请诸君将推荐投送报社的公告部，报社收到一封就刊登一封。
在1897年的选举中，夺魁的张四宝得了9份推荐，第二、三名各得7份。
冶客利用投票保荐的机会，滔滔不绝，盛赞意中人的美德，同时也向其他文人学士展示了自己的文采。
一般在开榜时会重印写得最好的评语，一连推出几十位名花，一饱读者的眼福。
有些花榜列出名花的姓名、住址、籍贯、年龄后，用一首短诗描摹该花，166或评论她的衣着、人品和家世。
有的将女人比作花鸟，漂亮的辞藻都用在了象征物的羽毛、色泽上，对妓女本人倒是不注意了。
另有一些来函评论选举的步骤，风趣地提出新的评选项目，对选拔标准提意见，替自己的意中人辩护，或是对评选结果表示不满。
评选活动的主办报纸费心地对读者说明，他们并没有在评语上做任何手脚，对当选者的评述完全是原封不动从所征集的读者来函中抽取的。
公众对高等妓女的讨论在这些推荐品评的引导下进行，而讨论又锻造了一个妙语连珠、说话机敏的群体，其中的文人个个都在炫耀自己的辞章。
一部收了1917年花榜题名者小传和图片的文集在序言中如是说： 美人颜色，名士文章，为天地间之至宝。
……若美人之颜色藉名士文章点缀之，则其颜色愈觉倩丽。
名士文章得美人颜色煊染之，则其文章更见俊逸。
然而，高等妓女在评选仪式中却不仅仅是被动的、为文人名士辞章所渲染的对象。
她们急切地想入选，因为花榜头衔会给她们个人带来荣耀威望，给妓家带来好生意；相反，如得不到提名，自己的名声就会受到损害。
报上有关花榜题名者的消息或闲言碎语，通常提她们的花榜品级。
题名也使妓女更值钱了，老鸨聘用她一个节度所付的聘金、男人讨她做妾时所付的身价都会上涨。
徐珂在1920年出版的那部《清稗类钞》中谈娼妓制度时写道：妓女一经品题，身价十倍。
其不得列于榜者，辄引以为憾。
然其间之黜陟，亦系乎个人之爱憎，且亦有行贿而得者。
通过选举来认可妓女成就的选择过程涉及大量的权谋，成功与否要看妓女有没有本事调动起冶游客和广大读者的关系网络。
太拙劣地推销自己的妓女会受到尖刻的挖苦嘲笑。
金巧林交给报社一份自我推荐，用文言文写成，一个评家在报上说，奇怪啊，目不识丁的妓女怎能写出如此有学问的文章？虽然妓女很起劲地争上花榜，不过也有人抱怨说上了榜也未必都是好事。
花榜题名后，一大群人来道贺，人人都盼着得红包。
1919年有个妓女放弃了头衔，就因她妈妈讲话难听，总抱怨开销太大吃不消。
上海最早的妓女花榜由文人作家个人出面组织，167他们同报纸、出版社关系很深，推举结果只在很小的文人圈内公布。
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新创办的小报（蚊虫报）开始设花榜搞评选。
李伯元的《游戏报》自1897年起，每年举行四次选举。
首届选举大受关注，报纸的发行量激增，头一轮卖出5 000份，加印后又卖了3 000份，因此别的报纸效法此行亦属必然。
在20世纪头10年中，举办过选名妓活动的报纸有《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等。
那时很多文章都哀叹说，现在学样搞花榜的要妓女交钱才让上榜，真是让花榜降格，有失体统。
1909年以前，名妓选举从模仿科举制变成了虚设的空架子，1905年科举废止，花榜却还照样授予状元等等的老头衔。
世纪之交，中国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动荡，上层人士对清廷之无能、抵御外来势力入侵之不力，已越来越感失望。
文人素来好以官吏比作妓女，议论花榜时亦不免透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1894—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有几个作家写道，宫廷臣子资敌媚敌、纳款献诚，竟仍享受高官厚禄；因喟叹道，时下连士大夫都如此失德，还怎能责怪至卑至贱一弱女子，说妓女不事一主呢？ 1910年至1917年间娼妓界没有举行选举。
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政府已成立，国家陷入了军阀混战。
1917年重开花榜，主办者更新了头衔，不再沿用科举时代的称谓，而给优胜的妓女封军政职务头衔，如大总统、总理、都督、法官、参政、才、艺、品、貌部总长次长、司令、特区司令、政长、督军、顾问等等。
乍看这些选举似乎只是昔日辉煌的回光返照，是在新文化作家们猛烈抨击士大夫文化方方面面的时期，从遥远处传来的一声回响。
然而，有些观察新式选举仪式的人却不这么想。
他们认为使用政治词汇是一种曲笔，用意在于拐弯抹角地批评政府的软弱无能。
1681917年，《中华新报》的评论员甚至指出，选举的组织者策划让雉妓（即野鸡）以在野党的名义参选（在野党和野鸡共用一个野字），恐怕是暗地里表示支持国内的非执政党派吧。
评论者又挖苦说，妓女也叫大总统倒是有利于破除中国僵化的等级制度，建立更灵活的西洋式社会制度，是应该视为社会进步的。
民国时期的妓界选举论规模比帝制时代大得多。
例如，1917年岁末，新世界游艺场举行公开的选举大会，参加者要购买选票，凭票选举。
在1917年和1918年的选举中，有几个嫖客买下好几万张选票，只投给几个妓女，不仅公开表明他们所推的人选，也是当众炫耀自己的财富。
1919年在大世界游艺场举行的选举活动为小报的闲话专栏提供了好几个星期的谈资，所授的称号有嫦娥（中国古代传说中飞奔月亮的美女）、月舞领队、月舞仙子等等。
及至1920年，就连上海资格最老的报纸、老成持重的《申报》都刊登了选举广告。
各种竞争性选举愈演愈烈，各种名目的头衔越来越多，对发起选举的团体来说，这种势头说明选举的潜在商业价值。
这时举办选举的除游艺场和小报外，还有各家公司。
例如，1920年有一种大肆宣传的选举是由企妹牛奶糖公司举办的，名曰企妹香国选举大会，要选出大总统、副总统和总理。
（香国两字是必须加的，以区别于新世界游艺场办的选举，后者的名称花国选举已经取得版权保护。
）优胜者得到一套精致的西式家具，第一名的称号牛奶总统（因牛奶糖的主要成分而得名）从此风行上海。
企妹公司举办选举的目的是为了推销糖果。
与早先的花榜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些花榜靠比赛选出，有几千个妓女参加，比赛唱曲和表演的功夫。
但是，在名花选举变得越来越频繁、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的时候，从租界开始响起的改革呼声却改变了这种礼仪活动的大环境。
1920年，上海工部局开始以摇珠抽签方式逐年取消妓院的营业执照，花榜选举这才终止。
此后若干年中，老派的文人越来越多地著文忆旧，在唤回昔日青楼光彩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博学多识。
怀旧的一种形式是为历届花榜造谱系，将每年的赢家及其头衔一一记录在案。
169在一时成为时尚的花榜年谱中，李伯元的花榜以规矩严而被列为典范，说是他选名花如科举，完全以才华取人，不像后来的花榜被贿选和商业宣传败坏了名声。
（资料中只字不提科举制度后期也存在着大量的卖官鬻爵现象。
）这个时期，文化人士中亮出改造娼妓业旗帜的人数在增加，这部分人不是通过鉴赏品玩妓女的仪式，而是在宣传改革娼妓制度的行动中，界定了自己的身份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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