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皮瓦克看来，通过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获得她所谓的下属群体信息复原这件工作，既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靠不住的事。
从事复原工作的人绝不只是不失真的信息传送带，他们作出了自己的认识预设（如下属群体意识是存在的，下属群体是主体等），而这些认识的根子深深扎在当代的权力关系之中。
她告诫说，在最坏的情形下，如此复原会同帝国主义的主体建构活动一致起来，而下属群体女性仍会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
考虑到殖民者在构造他者——作为知识和分类之对象的他者——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先前的被殖民（第三）世界的沉默就显得格外深沉了。
斯皮瓦克声称在下属群体是妇女的情形中，不可能收集到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成分，以确定其撒播的可能。
她的用语甚至使最积极用功的历史学者都陷入绝望。
斯皮瓦克断言，我所听到的下属群体的任何声音，部分说来是我选择在什么地方倾听的结果；我的当代的、女性主义的、第一世界的、嵌入自己的历史时期的特权与政治信仰的结合使我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并受命作出这样的选择。
对此我不会提出异议。
尽管如此，我仍要反驳她对下属群体会说话吗？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否定回答。
在一定程度上，下属群体既实实在在地开口说话（发出的声音被他人记录下来，作为文本而进入历史记载），也能表现自我（就是说，很有技巧地以特有的方式解说自己的经验和活动，为的是尽量从中获取自身的利益）。
历史学者从能找到的历史记载中看到、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运动痕迹。
在此我要提出，２６我们应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言说。
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个知识人士慷慨陈词，力主废娼，这当然是以后世的历史学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在发言；我在本书中将证明，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语境中，这样的人士应被视为下属群体成员。
那一位下属群体成员确实在言说。
然而，当我们考虑妓女本身在生成话语印迹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些了。
就说一个高等妓女吧，她从不动笔写字，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劝戒文字告诉客人不上她当的种种方法，那么我们从中也就可以推断她的谋略和操纵手段。
又如以违背个人意愿被卖到妓院为理由上法庭诉讼、要求脱离妓院的高等妓女和野鸡；或如上海报纸报道的好几百名遭拘捕并在法庭上作简短证词的马路拉客女。
人们或许会以为，鉴于街头拉客的野鸡人穷又不识字，加之同一人一般最多提到一次，在这样的情形中，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便更难以确认。
但是，诸如此类的记载不仅使我们窥见将妇女带入娼妓行业的环境条件，也使我们看到当地政府的管理制度以及妓女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使自己能从司法制度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这些妓女虽然并没有直接言说，却仍是留下了可以辨认的痕迹。
历史记载中下属群体所占有的主体位置，并非只是作记载的上层人士指派给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下属群体本身进行干预才形成了这样的位置。
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下属群体的成员——也可以说是任何人——有没有始终如一的、独立自主的主体性。
我们要追溯的，是一种关系，我们确实希望能从这样一种关系中看到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
假如我们不用斯皮瓦克的命题——下属群体不能说话（我以为下属群体不能在社会话语中表述自身更接近斯皮瓦克的实际论点），假如我们这样说：许多下属群体成员发出刺耳的杂声，有的把持着话筒，许多人则断断续续地说话，所说更不见得是心里话，而所有的人多少都意识到在那一历史时刻他们的表述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那么我们可能会更贴近历史学者面对的实际情况。
此外，所谓下属群体一旦开口说话便自然失去下属群体的地位的说法也是一条死胡同；假如我们运气好，便能钻出这个消失的下属群体的死胡同。
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种居高临下、把持一切的话语所生成的图像，即下属群体只出现在其上层发言人为其指定的位置上；现在我们也有机会使这幅图像变得复杂起来。
我们不是要用相互竞争的话语这样一个概念替代原先的图像（话语竞争有自由市场十分繁荣、最佳话语有望胜出的意味）；富有成果的提法应该是承认有些话语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看到其意义。
在上海娼妓的问题上，２７想调和不同的话语以产生惟一的、浑然一体的叙述不仅绝无可能，而且也是有害无益的。
可能正是在不协调的嘈杂话语之间才会产生最有意思的绘图。
堂吉诃德式地寻找能动性和反抗行为 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这样的寻觅渗透在本书的研究中。
上海娼妓的圈子处在法律、医学、道德和政治制度的重重约束包围之中；妓女如何看待自身，她们在妓院内外应寻找什么样的关系，她们有哪些选择的可能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必然受到她们身处环境的影响。
看来妓女利用平常的手段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安排自己当妾以换取大量的金钱财富，又如到法院告鸨母等。
这些做法使所谓妓女是牺牲品或危害了社会秩序的说法捉襟见肘。
这两种对妓女的再现中，一种是透过指南书的警世眼光所看到的情形，一种是直接听到妓女对法官说的话（当然已是经过中介处理的）；对于想寻觅女性能动性和反抗行为的历史学者来说，这里正可找到能动性、甚至是反抗行为的例子。
一个干活后直接收取小费和礼品、而不是将酬金如数上缴妓院的高等妓女，是在质疑老鸨的权威，反抗老鸨对她的收入并在某种意义上对她身体的支配权。
跟着迷人的、却囊中羞涩的年轻人离开妓院的高等妓女，或者选择英俊的戏子和车夫当伴侣而不要鸨母选定的阔商人的高等妓女，也同样在向老鸨叫板。
上法庭、自述深受人贩子之苦的街头拉客妓女则是在抵制将她划入坏女人、妨害社会治安、传播疾病之列的做法。
对诸如此类的行为不应求意过深是十分重要的。
不应参与莱拉·阿卜卢格霍德所说的抵抗的浪漫传奇。
这些行为很容易被读作颠覆性举动，但也可以将它们当作是使体制得以运转的表现，那样最终还是证明了统治规范的合法性。
它们不仅没有质疑、实际上反而再度肯定了将妓女约束在多重隶属关系中的总体社会安排。
例如，高等妓女为了收取小费和私下里得到馈赠，就要设法让客人养成恩赐的习惯，但这样做会使她越来越离不开客人，也使她更容易受到客人的伤害。
当妓女以被迫非法卖淫为由获准脱离妓院的时候，她其实也在做着使法庭的权威合法化的事情： 法庭有权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妇女可以被依法安置在妓院中，或更普通的情况是，法庭有权确认妇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转移性服务。
再者，为了离开妓院，许多女人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希望被送回到父权家庭中去；她们心里也许根本不这么想（考虑到其家庭条件），２８但表达回家的愿望表明这是让法庭看到其为受害人而非犯法者的最佳机会。
当然，和雄赳赳气昂昂的大规模工人起义、农民造反的宏图相比较，这样的抵抗行动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也必须抵挡为女性反抗行为建立单独领域的诱惑。
重要的在于能识别妇女能动性的事例，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事例，既不夸大也不加浪漫化，也应该承认，历史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无法解决的含混和暧昧，因此我们对能动性事例的阐释最终仍会受到根本的制约。
套中人下属群体： 半殖民主义问题 下属群体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一的范畴。
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几乎每个中国人在同另一人的关系中都可成为下级、从属者。
就连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军阀也在地盘问题上和政治上受到后来的殖民势力的挤压打击；同完全的殖民地中相对稳定的外国势力相比，这种后到的殖民势力时不时地变得更具侵扰性和破坏性。
如果不去考虑直接执掌国家政权的人，那么下属群体身份的广泛性就更清楚了。
一个群体可以既享有特权又从属他人（如半殖民地上海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地位更低下的下属群体（如娼妓）为隐喻，来表达自己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此虚弱的根源；他们往往探讨国内的文化成因，其中包括普遍的狎妓行为。
二三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经常以替工农、妓女和其他位卑者申冤诉苦为己任（同时也为其福利和对之的管理出谋划策）。
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在西方政府和西方知识分子面前，自己只是人下人（他们确实也被看作人下人）；因此，必须牢记他们是在对这样一个世界说话，他们的文章针对着这个世界而写。
对自己从属地位的体悟形成了他们利用下属群体做文章的修辞手段。
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享有社会权力、处于下属群体的上方并参与对它们的压迫，而是以下属群体受到的压迫作为证据，来讨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
他们还利用妇女、尤其是妓女作为隐喻，表现自己在军阀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中国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经受的苦难。
甚至就连1949年以后成为社会话语主要塑造者的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处于下属群体地位： 先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从属单位，作为中国政体中一个小小的、濒临危亡的小团体；取得政权后，它仍然（即使现在也仍时不时地）认为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是受到逼迫的下属群体。
如果凭着知识分子言说、写作、刊印、２９传播的能力为其归类，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生成话语印痕的能力，以及他们通过代表下属群体发言从而与之拉开距离的行为来看，他们似应属于上层精英。
如果将他们置入半殖民地的社会架构（这也是他们中许多人理解自己处境的方式），则其地位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中国的大多数群体都可能具有多重的、某种关联意义上的从属性，牢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此可用套中人下属群体身份命名之，意思是说有些群体煞费苦心，既要替下面的人说话、又要表示出自己有别于下面，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上面的人搞联合并面对后者说话。
当然，套中人的说法也有问题，它唤起的形象过于呈序列状，而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场合中，从属地位的构成和消亡的方式则多有交叉、重叠和不稳定性，故套中人的比喻无法全部传达其中的复杂情形。
但这样说至少可以不再将下属群体当作大一统的单一范畴。
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包罗万象的定义也有其危险性。
下属群体的范畴可以扩大到大而无当的地步，因而也失去效用（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这个范畴还有什么用？）或失去政治意义（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探讨政治问题的历史学者如何评估联合、同盟和解放行动的可能性？）。
更糟糕的是，这不又像是身处宗主国著书立说的历史学者在轻巧地声明，自己同经受了帝国主义肆虐的人们休戚与共（我们大家都是从属者）？我承认一个概念包容太多会削弱其意义，但我仍主张使用涵盖面广的下属群体概念。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关联程度，是人们只有在同其他人（有时是好几类人）的关系中才构成下属群体身份，那会是什么情形呢？首先，跨越阶级图谱的社会性别的运作比较容易描述了。
我并不是假设所有妇女不分阶级都属一个统一体。
相反，我要说的是社会性别有各种不同的用法。
就以娼妓来说，意识到社会性别有等级差异的上层妇女改革者可以利用娼妓问题，坚持自己对各阶级姐妹们所负有的责任；半殖民地的本土男性上层人士也可利用娼妓问题，用以表明自己在国际上恰如他们的女人在国内一样，都处于从属地位。
其二，中国的半殖民主义的运作显化了。
本土阶级结构造成的压迫并未消失，但是在殖民制度下，当地的上层本身处于俯首听命的从属位置，这一情况使得阶级压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宽泛的定义显然不是要说所有的压迫（或抵抗）都是同等的，或人人都是同一意义上的从属者。
我希望勾画出压迫可能呈现的层压、折叠或相缠绕的状态，而不是将压迫描绘得无差异、清一色，于是压迫好像也不大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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