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权威和体检问题 早在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人文书中就已经有对于性病的警告，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信息资源中这样的警告已很常见，它是殖民主义总体关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对于被管辖地区和民众所谓的文化卫生状况的关注。
爱德华·亨德森是1870年至1898年期间派驻上海的医务卫生官员和警医②，他承认，性病或许并不始于中国妓女，而是与上海这样一个繁忙的商埠的地位有关。
花柳病往往来自日本，而一旦登陆上海，227它就会侵入外籍人口，这些人大部分是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他们很容易被传染上这样的恶疾。
但是，即使说妓女不是这些传染病的根源，那么，在亨德森看来，她们却是主要的传播途径。
③ 危险性病与其他外国人一样，亨德森把性服务的买卖也划入了会对外国殖民者产生威胁的本地污垢疾病类，它是政府有责任予以荡涤的一股浊水：对于妓女的监管问题……需要分管旅居上海外国人的利益和健康的官员们认真地加以考虑。
他反复提到本地的妓女中卫生条件的匮乏；他的评语与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描述是一致的——肮脏，疾病缠身，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在他看来，由于中国人的医药知识十分低下，因此这个问题还会恶化： 麇集于租界的当地女人，她们是外国人的主要危险，她们几乎完全在中医郎中的照管之下，而中医对于传染病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他们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根本就不能让人相信。
而且，他继续说道，极少数的中国妓女倒是懂得要到外国医生那里求诊，但即使是这些人，她们一般都不按时就诊，还没等到疾病痊愈，她们往往就不再继续就诊了。
总之，中医和中国人的个人卫生习惯都缺乏科学性、精确性，缺乏一个现代国家和国民所应有的决断。
亨德森关于脏的说法不仅限于中国人，而且延及其他的有色人种；他谴责上海那些主要由马来人、黑人等等光顾的妓院，认为它们在所有各个方面都是最糟糕的。
亨德森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1866年英国传染病法的启发，因此他提议妓女应该定期体检，并颁发健康证书。
④但是，试图说服妓女自愿去做体检的努力却失败了，因为整个计划缺少资助，而妓女们也反对这样做。
⑤ 1877年，一所性病医院（具备了对性病进行检查和治疗条件的医院）开业，对为外国水手服务的广州妓女（咸水妹）进行体检和颁发健康证明。
⑥（亨德森建议，他的体检计划仅限于为外国人服务的62家妓院中的223名妓女，因为他觉得，要把另外1385名接中国客人的在册妓女也包括进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不明智。
）有效的体检需要一套复杂的程序，妓女需要在上海工部局登记注册，要发给她们带有自己照片的名卡，还要每个星期去体检，228并由医生在她们的名卡上盖章认可。
妓女需要自己付名卡和照片的工本费。
染病妓女的名卡要注销，直至她们被医治痊愈才许重新工作。
治疗是自愿的，但如果妓女不报到，警方则要上门与其所在的妓院联系。
如果妓女拒绝治疗，会审公廨将关闭该妓院。
外国妓女可以豁免，因为她们被认为在询医问诊方面比较自觉，因此比她们的中国姐妹们要干净一些。
⑦ 妓女们一开始不太愿意体检，但后来她们反而把注册登记卡当作招揽生意的招牌去获得商业上的好处，这就略微越出了这样一种新的注册控制办法的本意。
⑧亨德森于1886年称性病医院是个失败，因为医院根本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本地妓女的需要，他建议要么扩大改进，要么干脆关门大吉。
1900年，医院果然关门，体检转到一所新的性病医院，但体检的内容大减。
⑨尽管医院运作的费用一部分是由从妓院老板们那里征收的捐税和罚款支付，但这笔钱仅占医院开销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在1920年就让工部局开销了近５０００两银子。
对一部分妓女的注册和体检一直延续到20年代，而有关体检能否帮助消灭性病的争论也一直在继续。
但这并不是殖民当局对花柳病关注的结束。
1921年，设在伦敦的国家消除性病委员会东方总部向上海工部局提交了一份报告，促请工部局提供对性病进行免费诊断和治疗的设施。
主要出于实用的目的，所建议的一些设施都是特别针对中国病人的： 考虑到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果能保证外国人和水手中感染花柳病的人数持续下降，那么对中国人中感染者的治疗则也可以尽量地扩大。
报告还提倡进一步加强对全民的教育，包括在公共场所张贴告示，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放映《被毁的货品》、《路的尽头》以及《生的能力》等电影，还要在外国人中散发《如何战胜花柳病》一类的小册子。
水手被认为是高危人群，他们应得到免费的治疗，应教他们在上岸期间如何健康地生活。
委员会说，要警告他们城里花柳病的感染率很高，229即使有执照的妓女也丝毫不能保证他们就能完全免于感染上性病。
最后，该报告建议，应完全废止娼妓业的存在。
此时的工部局正为颁发执照和禁娼运动的难以推行而一筹莫展，因此它对上述有关公共卫生方面的诸项建议，也只能就涉及外国人的部分作出回应。
它回复说无法对每一个人都实施免费治疗，只能指派一名在性病领域有资历的医生作为卫生局长的助手，并开办了一个为已经感染性病的外国水手和穷外国人服务的免费诊所。
至少是到1940年为止，工部局在总医院里一直设立了一个性病诊室，为外国水手和穷俄国人免费治疗，以使欧洲人避免在中国妓女那里受到传染。
而这些措施均不涉及被中国嫖客包下的中国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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