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妓女多为贫寒的做工人家和家道中落的中上等人家的妻女，虽说其境况不一定太差，可无论在当时还是从前，她们基本上总是处于阶级等级和社会性别等级的底层。
①然而要论她们的从业条件、生活境遇以及个人在上海风流场中的地位和名声，其间的差异甚巨，乃至用妓女一言概之显得有失妥切。
上海的娼门依嫖客的阶级地位、买卖双方的原籍以及妓女的品貌年龄等，分出了高下档次。
旅游指南和改革者都描述了妇女从事娼妓业的一系列安排： 女人可以被卖给或抵押给开妓院的业主，可以事先讲好怎样与老鸨拆账，或者自己行业。
②同自由经营自家身体的私娼相比，卖给妓院或典押给妓院的女人自然是不大好拒绝接客的。
③高等妓女提供陪伴侑酒、歌舞表演等社交服务，虽说也有卖身之事，但并非总是以性服务直接取酬。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居于行业下段的妇女，她们的主要服务内容便是经常的不讲究形式的性交了。
20世纪上半叶，行内等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档的长三妓院也好，街头拉客的也好，都面对着向导社、按摩院和舞厅等诸多新建场馆的竞争。
要谈这一阶段的娼妓业，必须跨等级、跨时段地探究各种不同的从业环境才是。
娼门并无清晰可见、各有确定地界的等次之分。
如有等级，不如说那是一系列作者共同的或交叉重叠的想像性描绘之产物，是男人（或以男人为主）的认识、回忆、分类、统计的结果。
对许多作者、３５尤其对书写名妓者而言，划分等级的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怀旧，就是分门别类地记载他们感到业已消逝或已岌岌可危的生活方式。
他们在感怀旧时、历数上层妓女生活的同时，也透出对数量激增的下层卖淫女的鄙弃或惊恐的态度。
对另一些作者、尤其是书写马路拉客女的人而言，分类行动本身便成了揭露丑恶的手段，用来警醒市民，令其关注并采取行动解决社会问题。
说娼妓业的分类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想像之中，并不等于否定高级妓女真的分出过清晰的等次。
她们确有等次，而且有许多证据表明她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有时相互之间门户森严。
当我说分类是想像性的产物时，我想指出的是，那些书写娼妓业的男子在描述业内情况的同时也就为之设定了等级。
对他们来说，等级就是次第排序，这不光是给不同的类型命名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阐明高等与低等的关系。
作者们正是通过建立等级范畴、确定各类别的重要程度、构筑不同等级之间的边界并以话语形式巡视把守这边界，才使不同的等级得以凸现，并使之成为上海生活的一大特色。
等级的构建又是通过一些现成的叙述步骤实现的，作家之间亦步亦趋，互相印证，反复叙说，往往一字不差。
有四个步骤最为重要，即划分地界、统计数字、区别类型、区分地域。
然而，即使最详尽的分类也无法穷尽五花八门的上海性劳务状况。
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妇女在性劳务市场进进出出，形成了非正式的临短工队伍，而新形式的色情服务则在按摩院和舞厅等场所迅速扩展。
因等级遭到破坏而产生的焦虑沮丧始终是民国晚期文字中的一个主题。
等级制度虽不是稳定的范畴，但已成为人们的一套共识，并对上海妓女的生活产生了实在的社会影响；本章要探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等级制度。
这里出现了我们能否听到下属群体说话的问题。
人们其实不可能脱离开等级所划定的范畴来揭示妓女平时真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因为这样的条件本身几乎总是被说成为等级的注定结果。
例如，虽然在有关高等妓院的描写中有时也会出现严厉的或霸道的鸨母，但恶老鸨在有关下等妓女的文字中出现得频繁得多。
老鸨狠毒多与贪婪有关；妓女拉不到足够的生意或不肯多拉客便遭老鸨殴打摧残的事例，在回忆录、俗语切口汇编、新闻报道、旅游指南、黑幕故事等中多有描述。
④下等娼妓被逼迫着时常卖淫，加上受虐待，无怪一位指南书作者想像她们是层层压在地狱中了。
⑤ 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分类与统计娼妓的身心健康，无疑依情形不同而有别，如老鸨狠毒还是好心，她们是否要多接客，是否生病或者怀孕等。
３６不过，但凡提到娼妓身心状况的，却几乎总是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或悲叹十里洋场淫风日炽。
有社会工作者报道说，一些妓女说出了抑郁的心情，感到自己低贱，心中疑惑。
⑥做救援工作的在访谈报道中，亦称她们已经失足而至麻醉……灵魂麻醉⑦。
一位指南书作者在评论下等妓女的处境时感到震惊，说这般人工泄欲器，也已成了日常功课，已由苦而乐了⑧。
如果说，文章中描写的妓女接客愈频繁，地位便愈低下，那就意味着，在许多观察者的眼中，衡量堕落的最终标准是看女人对卖身变得麻木不仁了，还是看上去甚至当作乐事。
然此种种说法所揭示的，其实是推进现代化的改革人士及怀旧文人的心声，而远非妓女的真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