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年16岁，乔年11岁，他们常到迎江寺去玩，认识了月霞法师。
月霞住持不仅有文化，懂诗文，而且倾向革命。
这位革命的和尚不仅告诉延年、乔年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佛教知识，还讲了许多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名人志士的故事。
这年冬至，谢氏、邵氏等将陈昔凡的棺材葬于十里铺陈家老坟山。
陈独秀此时在上海躲难，延年、乔年、筱秀随祖母上山，祭奠了祖父。
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通缉二次革命皖省重要革命党人。
陈独秀冠之榜首，罪名是均系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意谋叛之犯。
陈独秀在上海听说自己的家被抄了后，恨恨地说：以我之气，恨不得食其人。
七汝南晨鸡陈独秀到上海后，为了生活，撰写《新体英文教科书》。
逼仄的房间窗棂和床架之间的绳子上，挂满了刚刚晾上去的尿片。
当年和高君曼在西湖畔的愉悦，已经荡然无存。
现在，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陈独秀，不仅要糊自己的嘴，还要养活妻子和女儿子美、儿子鹤年。
不得已，陈独秀去亚东图书馆坐坐。
家中已是揭不开锅，但他是条硬汉，轻易不张口借钱。
汪孟邹见陈独秀坐了很久，知道他家又断炊了，说：要拿一些钱吧？陈独秀点点头。
汪孟邹便拿一点钱。
陈接了汪孟邹递过来的一两元钱，再坐一会儿，回去了。
后来，汪孟邹和侄子汪原放谈起陈独秀这段困难时期，总是说：仲叔是一条硬汉。
早知今日，还是不结婚的好啊！这个时期的贫穷潦倒的生活，促使陈独秀羡慕独身主义了。
1916年11月1日，他给《新青年》的一位读者写信说：以吾国今日经济状态，宜盛行独身主义。
1914年春天的一日，汪孟邹告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杂志，请一位姓王的先生在上海搞发行。
陈独秀立即给章行严写信，看看可否去日本和他一起办杂志。
信中，陈独秀悲观地写道：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
不料章士钊回信说，计划旅行欧洲，而且，《甲寅》能否办下去，尚属天命。
本来还有一线希望，现在又破灭了。
7月，万般无奈的陈独秀到了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
当时，章士钊住在东京小石川林町七十番地。
出入章士钊《甲寅》编辑部的有高一涵、易白沙和李大钊等人。
河北乐亭人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生，这年24岁，去年残冬来日本，春天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读书，住在下户冢的基督教青年会内。
11月10日，陈独秀在《甲寅》一卷四号发表《〈双杆记〉叙》（署名独秀山民）和《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
《双杆记》是章士钊写的，陈独秀秋天在江户写《〈双杆记〉叙》，发内心之忧愤：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
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
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
呜呼！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里，陈独秀得出国不必国的不要国家的结论。
他写道：国家国家，示行下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
吾人非咒骂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延年、乔年后来一度走上无政府主义道路，与乃父此念异曲同工。
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在留日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
一个读者给主编章士钊写信说：何物狂徒，放为是论？但章士钊认为，陈独秀的文章可唤醒沉睡的国人，所谓汝南晨鸡先登坛唤。
从此，陈独秀的名字风行天下。
他取笔名独秀，一是家乡怀宁县城西北四十里处有独秀山，一是女儿名筱秀，有爱女儿之意。
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李大钊，总觉得仲甫的话，于国于民都无可为，过于灰心丧气了。
他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劝陈独秀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不要自迫于消极之宿命论。
李大钊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陈独秀已找到一条自救的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