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这年45岁，比陈独秀大7岁。
瞻仰弗及，我劳如何，表示陈独秀遥望西方，却无法看到心中尊敬的人。
七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刚从北京回到上海的陈独秀，收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非常高兴。
1917年1月，陈独秀兴奋地给胡适写信，谈及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胡适去任教授一事：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
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既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同期，陈独秀发表了《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有感》，支持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余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
闻者咸大惊疑。
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
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余亦笃信而渴望之。
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元代文学美术，本蔚然可观。
余所最服膺者，为东篱。
词隽意远，又复雄富。
余尝称为中国之沙克士比亚。
质之胡君，及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东篱，即马致远。
沙克士比亚，即莎士比亚。
因为时间紧，陈独秀来不及写一篇长文章呼应胡适的观点。
举家去北大之前，陈独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策应吾友、急先锋胡适的主张。
陈独秀在文中说，今天的欧洲景象庄严，根本原因是革命。
这样的革故更新与中国朝代鼎革是不同的。
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发生的各类革命包括文学艺术革命，推动了欧洲的繁荣。
欧洲的文明史，在陈独秀看来，就是欧洲革命史。
中国也发生了三次政治革命，但虎头蛇尾，全部失败。
原因之一，是传统的东西根深蒂固，黑幕层层！所以，陈独秀认为，章士钊所主张的所谓单独的政治革命，在中国很难有效果。
这点，陈独秀和胡适不期而同。
和胡适比，陈独秀更着眼于文学革命，而不是改良。
文学革命的对象，则是十八妖魔。
他说：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
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
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
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
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
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
十八妖魔，即明前七子、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櫆（后三人是陈独秀的老乡、桐城派的代表）。
明前七子，指明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明后七子，指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七人。
八家，指唐宋八大家。
写这篇文章，陈独秀确定了今后文学革命的方向。
他情绪高昂地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