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薛岳在前方率部追剿，其实幕后指挥人仍是蒋介石。
粤湘桂边区封锁、追堵红军的部署和战役，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亲自在南昌指挥的。
在派系林立下的国民党政权，牵涉到三四个省十个军(粤军两个军、湘军三个军、桂军两个军、薛岳所率嫡系三个军)三四十万兵力的规模，即令蒋介石亲自出马也是不可能。
因此，始终是以南昌行营这套机构在那里敷衍行事。
薛岳也有他的苦衷与压力。
曾任薛岳第六路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的李以劻回忆追剿红军的文章中写道：中央军与地方军反共本质虽一样，但对红军作战方针不同。
粤、湘、桂军只要红军在粤、湘、桂不是久留创立根据地的话，也可送送迎迎，而中央军薛部没有境域观念，任何时候都要死拼，否则就有被撤职查办的危险。
湘江之战后，粤军、湘军、桂军纷纷向蒋报捷，蒋介石也对粤军在延寿之役、桂军在灌阳和新圩之役、湘军在全州、觉山之役的表现表示满意，给予论功行赏。
薛岳见之，顿生妒意，他想自己的部队从江西到湖南，天天跑路，落伍遍地（据统计，落伍的伤病员有9000余人），疲于奔命，到头来，功劳全被地方军占了，他愤愤地说他们车大炮，湘、桂军不是我们中央军监视压迫他们，一仗也不会打呀！对于中央军和地方军的不力，蒋介石心里明白，但也无可奈何。
在蒋身边的幕僚闲谈时总说，追堵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怕接近红军被红军反击挨打，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
蒋军不得人心，士气不振，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蒋介石对薛岳仍是十分重视的，在战役过程中，战报雪片飞来，一般由侍从室主任阅后，凡属重要的才交给蒋阅。
侍从室知道，薛岳的来电是不能积压的，他们一旦接到薛电，必须第一时间转给蒋介石，不能拖延。
即使薛岳部在湘南未直接参加战斗，原归其率领的周浑元部，这次也没有大的战斗，但惟该部抢先占领道县，使红军行动受阻，达成战略任务，蒋介石也同样给予周浑元嘉奖，这无形中算是对薛岳部的肯定。
正是有这样的宠遇，薛岳对何键的湘军及白崇禧的桂军这样摆长蛇阵未阻止红军通过湘江表示不满，向蒋参了一本，并对白、何等怕中央军抢地盘的处置也有所揭露。
可以说，红军正是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冲破四道封锁线，保存了有生力量。
湘江之战后，红军上下都知道李德不行，要请毛泽东出山，这是湘江之战最大的收获。
打完这仗后，毛泽东逐渐走到领导岗位，领导红军打破敌人的包围，闯出一条生路。
而且蒋军并没有把红军消灭，没有把中共中央消灭，这就留下一个火种，可以星火燎原。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最担心的还是中央红军会走萧克的老路与贺龙会师，除电王家烈率黔军在黔东堵截外，一面电何键、李宗仁派兵尾追，一面电薛岳率主力经武冈、芷江入黔以防阻红军会合，并重新将周浑元部归薛岳指挥，加强其实力。
追剿总司令何键见湘江之战并没有全歼红军的主力，赶忙在新宁、武冈、洞口、城步、绥宁、通道、靖县、会同、芷江和黔阳筑起了四道碉堡线，其中仅在绥宁、靖县、会同、黔阳和城步五县就建有碉堡210座。
12月2日，薛岳得令后，即率主力由东安、黄沙河线，转向新宁，经武冈向芷江方向运动。
12月16日，薛岳率部到达黔阳，很快构筑起一道严密的封锁线。
情势对红军十分危急。
再说，中央红军翻过高高的老山界，于12月12日到达通道境内后，战斗力已空前削弱。
面对敌人步步逼近，若再坚持到洪江建立根据地，就会钻进敌人布置好的口袋，显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一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一个小镇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被邀请参加。
在会上，毛泽东竭力说服当时的领导人，放弃和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落入敌人的圈套，并提出了西入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争取主动，并创造新根据地的意见。
毛泽东的主张虽未能说服博古、李德两人，但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与会多数人的支持，终于被通过了。
于是，红军改向黔北进军。
通道转兵，成为红军长征的一个转折点。
薛岳见红军在通道停留了几天，由此推测红军另谋他图，倒是挺有道理，只是他不知道这一阶段红军的指挥权已不在朱、毛掌握中，否则红军也不会打得如此窝囊。
就在薛岳步步推进到黔阳一带时，12月14日，红一军团先锋部队突然占领贵州黎平。
17日，中央红军也全部离开通道县，进入贵州，把十几万围堵的敌军一下甩在湘西。
12月18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做出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决定，从而避免了钻进敌人布下的罗网，打破了蒋介石在湘西南歼灭红军的计划。
薛岳获悉红军进入贵州后，感到有些失落，只好调整计划，决定率部进入贵州。
国共双方新一场战斗在贵州就此展开，只是蒋介石、薛岳的对手不再是博古、李德，而是具有军事天才的毛泽东，好戏才刚刚开锣。